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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卜力连看也不看那份报告，就向秘书伸过手去。秘书把已经准备在手中的笔递给他，他却突然收回了手，说，“不，你把这份报告留下，我看过之后再签字。告诉梅轩利上尉，请他明天上午九点钟到我这里来，我要听他谈一谈警察部队的情况。”
“是，阁下！”秘书把文件夹放在总督的办公桌上，转身走出去了。
“对不起，骆克先生，”卜力重新面对骆克，要继续意犹未尽的谈话，“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狼和小羊》。”骆克耸耸眉毛说。
“对，《狼和小羊》，”卜力想起来了，“那个著名的故事最生动地阐明了一个真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天经地义。在没有抵抗能力的敌人面前，其实什么理由都不必去讲，吃掉它就是了。”
“《狼和小羊》，很精彩的一个比喻，”骆克会心地一笑，“可是很遗憾，中国人对这个西方寓言似乎缺乏应有的理解能力，他们保守而且固执，把不宣而战、弱肉强食看作可耻的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诸侯国之间、地方割据势力之间虽然也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在侵略和掠夺对方，总是打出‘吊民代罪’、‘除暴安良’等等正义的旗号，非常忌讳‘师出无名’。在中国的军事家看来，最高明的战略是不采取军事行动、不造成流血冲突而使对方屈服，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卜力不以为然地摇摇手，从地图前踱过来，回到自己的座椅上，从茶几上的食盘里拈起一颗开心果，“请你告诉我，如果不诉诸武力，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那些野蛮人从九龙城撤走？”
“有的，阁下，”骆克说，“以总督的智慧，可以想出充分的理由。您已经敏锐地指出《专条》在文字上的漏洞，而这些漏洞正好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我提醒阁下注意‘所有现在九龙城驻扎之中国官员’这一句话，在英、汉两种文本当中是有所不同的……”
“吻”卜力若有所悟，手里捏着的开心果停在嘴边，也忘了吃，饶有兴致地琢磨着骆克的意思，“Chinese official—中国文官……”
“是的，英文本使用的是‘中国文官’这个词，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权在城内驻军！英、汉两种文本都是由双方大臣签字画押，经两国政府批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我们以此为理由，要求中国驻军撤出九龙城，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骆克那双眯缝眼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望着总督，“而据我所知，中国在九龙城内一直实行的是军事管制，并不是文官管辖，他们的最高长官是大鹏协副将，城内的二百个平民都是军人家属和仆役之类，一旦撤军，必然随之一走而空。而且，‘Kowloon
walled
City’这个词毫无疑问指的是九龙寨城，也就是城墙以内的地方，他们撤出城去便没有立足之地，只能退到展拓界址的界限以外，九龙寨城不就自然而然地归属香港了吗？”
一好，好极了！骆克先生，你的这一番文字游戏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比皇家炮舰还要厉害！”卜力把手里的开心果又丢回盘子里，兴奋地站了起来，重新走到地图前，“那么，中国的九龙税务司设在汲水门、长洲、佛头洲和九龙城外的这四个税关，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他们赶走？”
“不必。”骆克笑了笑，说。
“什么？”卜力对这一回答感到吃惊，“我们难道可以允许中国的税关继续保留在香港的土地上？难道可以容忍中国的缉私船在香港的水域游弋？难道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潮水一般的白银从香港流向中国？要知道，他们的这四个税关，每年仅仅征收鸦片税就是三十万两，还有其他税收高达七十万两！不，如果允许他们在新租借地保留税关，我们的经济利益将受到极大损害，香港将变成广州的财政附庸，而且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国际形象也将被破坏！这是决不能允许的，骆克先生！”
“总督的意见完全正确，中国的税关必须从新租借地赶走！可是总督似乎不必为此而伤脑筋，因为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对这件事只字未提！”
“是这样吗？”卜力一愣，“我对这些条文记不大清楚了，真地只字未提吗？”
“是的，阁下，”骆克肯定地说，“我曾经仔细地把《专条》反复研究过许多遍，都没有找到有关关税的一个字。据我所知，当初在两国谈判的时候，窦纳乐公使的确曾经向李鸿章保证：在英国接管新租借地之后，将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这一地区被利用来向中国走私，尽力保护中国关税；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然没有要求把这一保证写进《专条》……”
“口头保证根本不具法律效力，我们完全可以不予承认！”卜力放心地笑了，他的右臂在地图上有力地一挥，“把他们赶走，统统赶走！这样，在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麻烦了！”
“不，阁下，麻烦还会有的，”骆克却并不像总督那样乐观，“我们从李鸿章手里拿到了一份《专条》，还不等于占领了新租借地三百六十六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等于驯服了那里的十万人口。我说过，中国人是非常保守而且固执的，尤其是农民，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很少迁移，乡土观念极为浓厚，以家族纽带构成了稳定而封闭的社会，不容许任何外界的力量来打破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中国民歌，代表了典型的农民意识，他们满足于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连他们的帝王也无法改变它，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他们非常排外，对两次鸦片战争记忆犹新，仇视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根本不相信白人会带给他们幸福。而现在，我们正是要他们离开原来的祖国，归顺干女王陛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征服十万人要比征眼一个李鸿章困难得多！根据我在新租借地一个多月的调查中所观察到的情形，估计在正式接收时会遇到反抗的……”
“反抗？一群农民会反抗政府？你估计得太严重了，”卜力轻蔑地笑了笑，“英国当年占领香港时遇到反抗了吗？”
“不，五十七年前的情况和今天大不相同，新租借地和香港也大不相同。”骆克说，“义律钦使和伯麦司令占领香港时，岛上只有十六个村庄，七千四百五十个居民，当然容易治理。可以说，港府是先在这里建立了英国式的政法体制，然后才发展这个商埠，以后大量的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定居，就不得不服从已有的社会制度。今天的新租借地则不然，那里的居民至少从宋、元时代就定居在此，早已形成了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河上乡侯氏和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势力，他们自行组织社团，订立规约，建立团练公局，各自都有地方武装，不可轻视！如果我们强制他们改变这一切，势必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武力反抗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后统治、管理这块地方，应该尽可能地维持现状，保留现有的乡村机构，保持原居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
卜力皱起了眉头，骆克的这番话调子越来越低，使他听得极不舒服。曾在巴哈马、纽芬兰和牙买加担任总督的卜力对于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民族情绪早有亲身体会，他并不感到奇怪，而奇怪的是将要和他在香港长期合作的辅政司骆克竟然极力渲染这种情绪。这使他不能不想到，在被世人通称为“英国”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民族情绪也是照样存在的，大不列颠岛北部的苏格兰人、西南部的威尔士人和爱尔兰岛上的爱尔兰人至今仍对居于统治地位英格兰人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甚至仇视心理。而面前的这位骆克先生就是一个苏格兰人，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人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男人穿裙子，不肯和英格兰人作民族认同。如果你无意中和一个苏格兰人谈论“我们英国”如何如何，说不定会遭到白眼：“不，我是苏格兰人！”那么，这位骆克先生……
“骆克先生！”卜力中途打断了骆克的喋喋不休，以凌厉的目光扫了他一眼，“我想提醒你，不要因为在中国人当中生活得太久，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对弱小民族产生什么怜悯之心，我们的使命不是和他们交朋友，而是统治他们！一个月之前，女王陛下会同枢密院发布的命令已经明确指示了新租借地的施政方针：香港总督和立法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