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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宽厚，视我如兄弟，愚侄深感三生有幸！”
易君恕听他这样夸赞自己，心中很是不安，白皙的面庞微微地红了，但在母亲面前却又不敢辩白，嘴张了张，惶惶然欲言又止。
“邓公子不必夸他了！”老太太果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不以为然地看了儿子一眼，说，“我这儿子很是不成器，小时候就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志大才疏，好高骛远，如今已经二十八岁，功也未成，名也未就。今年是戊戌正科，他放着朝廷的会试不考，倒一门心思读起了外国书，研究什么‘西学’，又能成得了什么大事？”
“娘，”易君恕终于忍不住，辩解道，“您长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外边的情形，如今有识之士都在研究西学，倡言变法，康南海多次上书，说变法先要废科举……”
“我怎么不知道？”老太太见儿子竟然当着客人的面和她顶嘴，脸色便阴沉起来，说，“康有为自个儿就是科举出身，乙未科进士，六品工部主事，他已然功成名就，说话才有分量。依我看，这世界无论如何变化，朝廷开科取士总是正途，废不了的！你看人家邓公子，于里迢迢从广东来到北京，不也是为了博取功名、光宗耀祖吗？”
邓伯雄听到这里，微微皱起了眉头。
“邓公子，”老太太转过脸问他，“这次会试，还顺利吗？”
“前面两场，都已考过，试题倒也不难，”邓伯雄木然答道，“还有最后一场，到本月十五前去贡院应试。”
“嗯，”老太太赞赏地点点头，“三关已然过了两关，看来，邓公子赡宫折桂是大有希望了！”
“多谢伯母勉励，”邓伯雄说，“愚侄在进京之前，也是作如此之想：乡间农家子弟若要建功立业，惟有发愤读书，走科举之途，若能金榜题名，获取一官半职，一则可遂平生报国之志，二则不辱没祖先，阖族父老、乡亲邻里也觉得光彩。然而进京两月来，耳濡目染京师风气，街谈巷议，皆称变法，于是深感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已落后于潮流。中国积贫积弱已久，如今列强瓜分之势已成，国土、主权朝不保夕，我等即使凭借三篇八股文章中了进士，对于国家又有何用啊？”
老太太本来要借邓伯雄为榜样，教训教训自己的儿子，却不料话不投机，心里很是不悦，对这位邓公子也就不那么客气了！
“我刚才听邓公子说到府上家世，对你这位世家子弟很是敬重。君恕结交你这样的朋友，我也放心。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本想，君恕受你的熏陶，能够收起那些稀奇古怪、标新立异的念头，苦读它三年，等下科再考。不曾想，你倒被他所惑，对朝廷的会试也不能专心致志，只怕要误了你的前程。我还听他说，你们两人私下里谋划干预朝政，由他出面去总理衙门求见李鸿章，劝谏什么香港拓界之事，未免过于鲁莽，我若事先知道，是一定要阻止的！”
易君恕心里暗暗叫苦。刚才母亲命栓子请邓伯雄过来叙话，他就怕谈起这件事，果然，老太太绕了半天弯子，到底绕到这儿来，初次见到邓伯雄就把人家和他一起数落，这太让做儿子的难堪了！
侍立在一旁的栓子看见大少爷那副如坐针毡的样子，再看看这位邓公子皱着眉头听老太太训话，心里觉得挺不落忍，便没话找话地上前打岔，端起邓伯雄面前的茶碗，递上去说：“邓少爷，您……请用茶！”邓伯雄接过茶碗，又放回原处，抬头望着老太太说，“伯母，此事由我主谋，老人家尽可责怪愚侄，要打、要骂都无妨，万望不要迁怒于君恕兄，他是为我所累……”
“君恕既是你的朋友，急人所难、两助插刀都是应该的，”老太太说，“但这香港拓界与邓公子又是何等干系呢？”
别看老太太对李鸿章恨之入骨，这句话却又与李鸿章所说如出一辙。易君恕在一旁听得着急，心说：娘啊，您好糊涂！
“伯母有所不知，”邓伯雄道，“在道光二十年之前，敝乡与香港本是一体，同属新安县管辖之下，只因英夷觊觎我领土，挑起鸦片战争，强迫朝廷将香港割让。当时广州附近数县百姓都惨遭涂炭，英军屠杀民众，焚烧房屋，污辱妇女，抢劫财物，甚至掘墓盗宝，碎尸断骨，滔天暴行令人发指，敝乡前辈父老都曾深受其害，此仇至今犹不能忘，恨不能食肉寝皮！而英夷欲壑难填，得陇望蜀，于咸丰年间再次寻衅开战，割占九龙半岛南端，新安县界步步后退，与敝乡已经近在咫尺。数十年来，香港的英军、洋商经常越界持枪打猎，趁机污辱妇女，为非作歹，以至于当地农妇、村姑上山砍柴割草也要结伴而行，遇到英夷拦截，便仓皇‘走鬼’，逃避不及，难免惨遭秽污，如此民族屈辱，敝乡民众早已难以忍受！”
“噢，”老太太听了此番叙说，心中明白了许多，也不禁为之感慨，“三十八年前，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烧毁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灭，那滚滚狼烟，我是亲眼所见，只道是北京人不幸，遭了那场大难，哪知你们广东人更是不幸，几十年与鬼为邻，不知哪天就要大祸临头，这日子可怎么过？”
“不仅如此，现在英夷又向朝廷蛮横要求展拓香港界址，妄图更进一步侵吞新安县土地！如果让它得逞，现有边界势必还要后退，那么，敝乡就要沦于敌手了！”邓伯雄愤然道，“想我祖上自中原迁居新安，披荆斩棘，食毛践土，九百余年，艰苦创业，实属不易，那一片热土之中，埋葬着列祖列宗的骸骨，浸透了子子孙孙的血汗，岂能容忍被英夷霸占？大清虽然国土辽阔，外夷蜂拥而至，竞相伸手，今天割占一块，明天租借一块，不消几十年，也将折损殆尽，大好河山易帜变色、中华儿女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眼前！”邓伯雄说到动情处，铁塔似的硬汉子也不禁泪花莹莹，“伯母！君恕兄受我之托，也是受新安百姓之托，前往总理衙门苦苦劝谏李鸿章，乃是为民请命，为国分忧啊！”
“你们哪，年轻气盛，一时热血沸腾，天大的事都敢做！可是，这又有什么用？”老太太叹息道，“李鸿章这个人，在洋人面前骨头最软，只要能讨得洋人欢心，赢得一时苟安，大清国丢掉多少国土，赔上多少白银，死伤多少生命，都在所不惜，你们反去求他抵制洋人，岂不是与虎谋皮！结果怎么样？君恕白白地舍了面皮，不但一无所获，还遭受他的冷遇，儿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我这作娘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儿？”说着，拿起枕边的手绢，抹着眼泪。
“伯母，”邓伯雄黯然道，“这是愚侄的不是，使君恕兄为难，又让伯母伤心……”
“娘，您不要难过，”易君恕不安地望着母亲说，“孩儿又不是向他谋求私利，虽受些委屈，也心里坦然。李鸿章纵然对我无礼，总也由此知道了民意不可欺，他再与洋人谈判，不至于毫无顾忌！再者，像香港拓界这等大事，谅他也不敢擅自作主，签约要经皇上朱批思准，那一关，他断难通过！”
“这也难说！”老太太半闭着眼睛，摇了摇那瘦骨嶙峋的手，“你们毕竟年轻，遇事总是一厢情愿，只往好处想，不知道这大清国的事情，办起来实在太难了。你爹虽然官职低微，一辈子也饱经宦海沉浮，几十年我跟着他担惊受怕，世事见得多了……”老太太说起往事，便心潮起伏，胸中泛起无限伤感，“有些话，我本不该当着晚辈说，可你们也该心里有数，自从咸丰爷晏驾，大清国的皇上已然换了两回了……”
说到这里，老太太又迟疑地住了口。
“娘，我知道，”易君恕说，“同治、光绪这两朝，朝廷的权柄都握在皇太后手里，没有皇太后的懿旨，国家大事皇上也难以作主。父亲殉国的那年，北洋水师与日军浴血奋战，皇太后仍然在颐和园天天宴乐……”
“你既然都知道，怎么还这么糊涂啊？”老太太叹了口气，说，“李鸿章是皇太后的人，甲午年丧师辱国，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还不是杀头之罪？可是他还是稳稳地保住了相位，乙未和谈，签了《马关条约》，又怦然成了功臣，入阁办事，大权在握。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来头的，连皇上都未必奈何得了他，更不要说你这个平头百姓！”
老太太说出一番肺腑之言，易君恕和邓伯雄听了，都默然不语。
“我这些话早憋在心里，若不是遇到今天的这件事，也不会轻易说起，”老太太又说，“眼看我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说不定哪天眼睛一闭，就撒手走了，怕的是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