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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来说更为广泛的运用。因此，当时拿破仑的军队不仅在精神政治素质和组织体制方面，而且在战斗素养方面，都大大超过敌人的军队。后来，在拿破仑把法军变成大资产阶级反动和侵略政策的工具以后，就越来越不能指望士兵还象以前那样服役了。于是，训练军队刻板地运用已运用多次的战术手段和压制下级指挥员的主动精神，就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所有这些，加上政治和战略上的冒险性，导致了拿破仑军队的失败。
拿破仑战争以后，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滑膛燧石枪被撞针火帽线膛枪所取代。线膛炮的出现，对战术的发展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这些新式枪炮与旧式j枪炮相比，射程、射速和准确性都提高了。这就要求重新研究准备与实施战斗和战争的许多问题。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反动势力扼杀了一切新鲜事物，阻碍了进步军事思想的发展。尽管新事物层出不穷，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甚至更晚，所有欧洲国家的军队却继续死抱着拿破仑的“样板”不放：它们认为以密集队形作战和实施白刃突击具确决定性意义，而把散兵队形和步兵武器射击视为辅助手段。这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俄国和法国军队采用的“纵深”战术相比，甚至倒退了，因为在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条令里尽管也规定了采用纵队作战，但在这些条令中却贯穿着线式战术的精神。在这一时期的俄军中，军事上的保守思想尤为严重。十九世纪俄军历史的著名研究家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在他的《1860至1870年俄国的军事改革》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记述了这一情况，其中，特别强调指出：“线式战术的基础是消极的……相反，‘纵深’或垂直战术的基础是积极的……采用线式战术，只要求机械地执行命令，而采用‘纵深’战术，则要求灵活执行命令。五十年代俄军的条令是把这两种相互排斥的战术结合起来的一次独特的、注定要失败的尝试。”
尽管线膛武器已经出现，但俄军直到克里木战争以前用的还基本上是滑膛武器，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装备了线膛枪。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把过时的作战方法公式化（各强国之间40年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导致了操场机械练兵方法在十九世纪再度兴起，造成军队训练与战斗实践要求相脱节。几乎所有军队的训练都是为了达到队列整齐、动作一致、步伐有力、准确完成非常复杂而又无用的变换队形动作。克里木战争参加者阿拉宾是这样形容战争前夕俄国军队的状况的：“……战云密布，但是，我们真的做好战争准备了吗？凭良心说，远远没有！第一，我们的装备很差。我们的步兵用的是滑膛枪……第二，我们非常缺少会射击的人，因为对这门技术从来没有认真系统地训练过，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弹射击，而按规定应用于实弹射击的很少的一点火药被长官赠给所熟识的地主了……并且，只要一换防，仅存的一点火药电就被撒入附近的河中和沼泽地上了。总而言之，无沦是士兵还是军官，对军事技术都一窍不通，什么也未认真练过……我们对操练步法和立正、稍息却重视得要命。一些自诩精通军事的人却对战斗队形一知半解，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会重复军事条令中所规定的东西。”
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军队的战斗训练状况也很不妙。例如，恩格斯在论述法军的战术条令时曾说，这个条令是士兵的正确思维和旧传统的奇异的混合物。队列作业中有许多与现时战术学水平极不相称的、陈旧过时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法军虽然认为野营生活有利于军队的战备，但数年间总共才去了一次常设营地。它们没有实施大规模机动，只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进行了对假设敌的战斗演练。法国人认为在岗峦起伏的地形上进行对抗大演习是不必要、也做不到的。英国军队实行的也是这样一套训练体系。
各国军队的战斗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限于队列训练，因为当时把准备阅兵式放在了首位。这不能不影响军队的战斗素养．问题并不在于过分地重视队列训练，因为队列训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有助于军队保持较高的组织纪律性；问题在于，队列训练与战斗训练完全脱节，阅兵式上需要什么才训练什么。战术训练成为阅兵式的牺牲品。
四十年代，普鲁士军队曾数度试图进行改革，加强战：斗训练。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颁布了全军通用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规则。根据该规则，应以分队，部队和兵团为单位实施队列演习、带假设敌的大演习和对抗大演习。但实际上，这些要求都未被执行。普鲁士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极少举行演习和大演习，即使举行，也是非对抗性的，而且也不讲究地形，多数情况下选择平缓场地，以便于展示整齐的军容。
俄军的《步兵队列条令》（从1855年至1866年曾多次修改）指出，两个营或数个营的演习应在操场上或平地上进行，不必利用地形地物，也不必规定战术情况。举行这种演习的目的，是锻炼营长的目测力和指挥部队的能。力，使部队熟悉列队规则，掌握保持一定距离和间隔，同时保持良好队形的能力。军队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动作是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而它们对各自所担任的角色在预演中就忘得精光了。
四、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演习和大演习
这一时期，工业生产继续迅速发展，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不断出现。据梅谢里亚科夫统计，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30年间，军队装备的新式武器和弹药比过去300年装备的还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从而导致了政治上更加反动，进行军事侵略的野心更加狂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把越来越多的金钱花在军事建设和发展武装力量上，使军国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在大多数国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后，军队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在战场上出现了百万大军。国家与国家之间展开激烈竞赛，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惜耗费大量人力与财力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提高其战斗力。
克里木战争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历次大规模战争，特别是美国内战、法普战争、俄土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陈旧的战术和训练方法是不能适应新式武器的应用和新的作战条件的。不考虑这些客观因素是不行的。随着机动战斗技术装备，摩托和自动武器的投入使用，军队的机动性增强了，军事行动的规模扩大了，其紧张程度提高了，持续时间延长了，出现了正面宽大、兵力密集的战线，火力作用范围以及军队战斗队形纵深都扩大了，军队所能占据的地域的宽度和深度也加大了，达到数十以至数百公里．师的进攻正面宽达3公里（十七世纪时为600至700米），军队的指挥更加复杂化。由于各国的军队都装备了线膛武器，在战场上已木能再采用纵队和密集队形。带弹仓的步枪，机枪和速射炮的射程和火力密度比旧式枪炮提高了1至至1。5倍，使战斗队形和实施进攻与防御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在步枪火力下，纵队自动散开，军队自发地开始以稠密的散兵队形作战。
后来，由于机枪的出现，又变成了稀疏的散兵队形，并且增加了奔跑和爬行。对大演习的组织与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明确了演习总导演、调理员和参演人员的责任。还规定在大演习中须有假设敌，演习必须是对抗性的，即所谓“野外大演习”。在实施有假设敌的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既可以指挥己方军队，也可以指挥“敌军”。野外大演习是双方在统一的战术情况下进行的，演习中的各种事件应该按照双方的决心和实际行动来发展。后来，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军队也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例如，1879年，法军颁布了大演习实施细则。奥地利军队的《军事条令》专门有一章（第二部分）以及《皇家军队军事训练细则》阐述了实施大演习的方法。该细则指出，师（由三个兵种组成）的练习应连续进行14天，并且用其中的4天举行对假设敌的大演习和旅对旅（实兵对抗）大演习。
在俄国，克里木战争以后，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于1860至1874年也进行了重大军事改革。这些改革涉及俄国武装力量的体制和训练的各个方面，如军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