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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南汉定又派王世英秘密去西安。杨虎城在自己的别墅“藏园”客厅里与王会谈。之后，达成四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杨还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回陕北。
从此以后，杨部和红军再未发生过实际冲突。在红军过黄河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部进攻红军后方，杨虎城都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应付过去。杨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红军人员来往很方便，只要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进出西安。红军的军用品及其物资可通过交通站运往陕北，杨部还常派汽车协助运输。这样，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夏季，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东北军入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由于蒋挑拨离间，张、杨之间一度矛盾较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进步人士的工作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消除了误会及成见，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共抗日。
力谏受责，决心兵谏
1936年冬天，日军进犯绥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却将重兵调往西北“剿共”，一时间，通往长安的古道上，兵车相望。蒋介石也亲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
杨、张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12月4日，蒋介石对杨、张提出两个方案：要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要么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杨、张在重压之下仍不接受这两方案，并坚持对蒋介石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求蒋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苦谏置之不理。张学良采用哭谏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反遭蒋介石责骂。
当张学良把哭谏的情景讲给杨虎城，杨听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国家民族，他又强压怒火，于12月8日上午11时去临潼面蒋再次陈述。他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于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听了，表面上态度平和，但话语却骄横而严厉：“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叫邵主席（邵力子）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命令马少云（马鸿逵、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路军总指挥）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十七路军若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里，蒋介石抬起头来，双眼盯着杨虎城，显然要看到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的功效；杨虎城声色不露，蒋介石又软硬兼使地接着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至此，杨、张都明白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张学良试探杨虎城，问可不可以找王炳南（在杨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谈谈，看王有什么意见。杨故意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一听此话，连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由此，张、杨产生了“兵谏’的想法。
逼上梁山，发动事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张学良在十里铺劝回学生后，立即找到杨虎城，说：“群众的要求我巳作了保证，蒋很顽固，善言好语是没有用了，你看怎么办好呢？”杨紧紧握住张的手说：“副司令，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定跟你来。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请不要迟疑。”
11日，杨、张开始商定兵谏计划，于次日凌晨六时行动，并分工由东北军负责到临速抓蒋介石，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
当晚9时，杨召集亲信的高级干部，宣布了“兵谏”计划，他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又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
同时，杨与师长赵寿山、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详细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具体部署是：孔从周旅负责解除蒋介石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陕西省府的宪兵连和西关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机场；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的警戒，每一街巷如有武警时，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了增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调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为副旅长。炮兵营归孔从周指挥，炮兵位置设在北城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往西京招待所随同蒋介石来的高级官员。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监视思想反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的营长李振西，该营由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杨虎城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学良率领十一名军官来到杨的新城大楼，与杨共同指挥行动。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精密安排，统一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统一行动，于12月12日，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处扣押了在那里下塌的南京政府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同时，解除了西安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七八千人的武装，击毙了特务头子蒋孝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撤职留任，出洋考察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于1937年1月5日，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并把杨虎城撤职留任，进一步对杨虎城打击迫害。
其后，蒋介石一方面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以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这两部分友军之间制造分歧，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又布置五路大军进逼西安，以武力相威胁。杨虎城在极端困难的危局中，仍坚持革命原则，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断进行公开的申述和揭露。2月5日，他发表“和平宣言”；2月15日，又联合几个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主张的议案。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将东北军调往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对杨虎城继续施加压力。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让杨主动去见他，以“恢复感情”。杨虎城于3月28日到杭州，两次见蒋面谈。蒋大骂张学良不忠于领袖让杨听，接着干脆逼杨虎城交出兵权，离开部队，自动辞职出国考察。杨虎城只得于4月27日电蒋请辞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30日，蒋介石复电照准。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又与特务机关密谋，妄图暗杀杨虎城。他们先找到当年坚守西安时因刺探军情、内通外敌而被杨虎城下令枪毙了的褚小毖的儿子褚龙吟，要他暗杀杨虎城。陈立夫亲自接见了褚龙吟，说是事情有人替他干，只要他事后出头，承认是他替父报仇就行了。褚龙吟胆小，有一定的正义感，吓得逃回老家，躲了起来，才使暗杀阴谋未能得逞。特务们还生动甄士仁（被杨虎城枪杀的陕北地方武装的首领）的女儿为父报仇，但甄士仁的女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使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未得逞。
5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等乘船离上海东渡出国。当轮船行驶太平洋时，杨从广播中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刻打电报给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