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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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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于是,电机系的俞教授就准备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做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年青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年青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国军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休学一年”——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同学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贵州省有两个师管区,另一个在镇远),下设“补充团”,隔三岔五的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都是补充到89师、102师、103师和新8师的,他不想进黔军部队。蔡智诚的愿望是加入“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44年,柏中将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当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将军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大爷从楼上下来了,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的手底下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在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兄弟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尊重、随时随地毕恭毕敬。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所以,各位到遵义会议址参观时请注意:楼下的“红军机要室”才是柏辉章的住房,而楼上“朱老总、周副主席的居室”不过是酱菜铺老板的姨太太的房间。那个举世闻名的会议室,其实是个晾咸菜的地方)。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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