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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支个招儿：和谁有仇，劝谁学车——这是在学员中很流行的话。
伊水说有个教练打电话，找我，来了几次了，让我给回个话。
“我不给他回！”
伊水问我原因，我向她说了。
查教练又来电话了，还找我，伊水说我回东北了，他才不打了。
在学车期间，我的嗓子发生了大事故——严重失声了，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别人猜不出我是什么原因，真实的原因我也没有和他们说，只有妈妈猜出了，她说：“挣不着钱，上火上的。”
从我来，伊水的生意就不如从前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而是出于大气候。老顾客的消费量已快饱和了，新顾客还没有开发出来，再加上图书行业的恶性竞争，价格一跌再跌，利润已远不如从前了。在学车时，如果我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卖书。但是这样的时间毕竟是少之又少，我不去卖书，当然也就挣不到钱，我从家里来，就没带多少钱，我没有存款，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到这儿以后，给孩子交学费的两千三也是伊水代我交的，再加上我和孩子每天要吃饭，都要花钱，还要给教练送礼等等。还有，学车的钱也是伊水给交的。所有这些钱，都是借的，就是说，我还没等挣钱呢，先欠了一屁股外债。真要把我逼转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我的嗓子哑了。我使劲喊，声音也很小，和人说话，也要用尽力气说，别人才能听到。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老家的伊妹打来电话说，我的买断工龄的事办好了，单位里有好些人要办，但是名额有限，领导给我办了。这是他们对我的照顾，给了我一万六千八百块钱。单位的劳资员代表领导，让伊妹和我当谁也别说给我多少钱了，我问伊妹，为什么不让说？伊妹说，“我也不知道，劳资员就是不让说！还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两年之内不能跟人说。”
我在北京也碰到了个买断工龄的，他和我的工龄一样长，他说，国家给他发了四万多块钱。
我的姨夫在南方的某个林业局当副局长，他来北京玩时，我问了他，他说我也应该得四万多，“没给你那些钱，是当官的贪了，燕过拔毛，层层贪！”
姨夫对上层的内幕知道些，他也得到过很多的好处。他的几个儿女的楼房全有了，尽管有的还在上学。
一万多块钱，对我，已是很多了。
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了居委会，居委会的书记让伊妹传来话，说：“还是留着党员的关系吧，一年才交十几块钱。”
如果我不犯大的错误，不被判刑，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只要我每年肯拿出这十几块钱来，我的党员身份就是一种终身制，我和党的关系只剩下交党费这种形式。每年两份的个人总结，支部书记因怕牵连到他，他会自动找人为我编。
说起个人总结，我倒想起，从我入党开始，我就没有写过一份真正的可以称得上自己的个人总结的总结。这是一位老同事教给我的。他看我在填写个人简历时说：“你别什么都往上写！你知道政策咋变哪？将来万一有变，落在文字上的东西，就是证据，你推都推不掉！好的不写，不好的也别写。”
“那我写什么？”
“写什么？……自己悟吧。”
自己悟？什么能永远对呢？毛泽东思想已经证明有错的了，还有什么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呢？我想啊想啊想……
我的个人总结的基点定下来了，就是少写自己，远离政治，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更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抄袭！我从报纸或书里找出一篇文章来，它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哪朝哪代都不会有人批的，然后抄下来，把题目换成“个人总结”，报上。更惊人的是，我那些年报上的“个人总结”，没有一篇退回来的，没有一篇要求修改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要求改的——这比我平时写的宣传报道还好应付。宣传报道送给书记，书记还要看看，然后挑出点这不是那不是来。我听一个厂长说：“当领导的，就得会挑！不会挑，就是不会当领导。”
居委会的书记要我给回个电话，我没给回。我还是想退*党，想当个老百姓。还有，我在外面又干了坏事：卖盗版书。伊水家的畅销书都是盗版的，我让她卖正版的，她说：“正版的多贵，也不好卖！盗版的便宜，顾客也认便宜。现在盗版书的质量也好了，有的做的比正版的还好呢！”我给她干，她又不听我的，我也得跟着她买盗版书。我一直想作个合法的公民，但老是做不成，老是不由自主地干了坏事。如果我给居委会的书记回电话，他还得劝我别退*党啊，这个那个的。党费倒是没有几个钱，我退*党，也不是钱的事。我想的是，一旦我做错了什么，将来真出了事，我代表的仅仅是我个人，不是一个组织。
一一五
北京的小区里贴出了通知，让外地籍的流动党员到居委会登记，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给我的印象就是开会，念报纸，学习的效果也不大，这耳进，那耳出了。这种学习方法相对于千变万化的世界，显得太单一了，不说别的，电视上的节目就够人目不暇接的。而且，我去过组织生活，就得耽误班，一天就拿不到钱。因此，我没有去登记，我也没有和谁说我是党员。
我不和组织上联系了，我的党费也不交了，应该是自动退*党了。
伊水把车交给了我，让我开。她可真放心我！
我们在教练场时，学员开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二十公里。在教练场上，要求开得慢，是安全起见，如果把这个速度拿到公路上跑，甚至是高速公路上就不太行得通了。我就是以在教练场上的速度上的路。最先引起公愤的是车内的两个家伙。一个是伊水的小叔子尤满，他和我比，是老司机，伊水让他带我一个星期；一个是伊水雇的一个陕西青年廉壁森，他不是司机，但他跟了一年多的车，对车的情况和路面的情况比我熟。
尤满说：“你这个速度不行！在高速公路上，最低不得低于六十‘脉’（每小时六十公里），低于这个了，让警察看见，就得找你。”
坐在后面的廉壁森也给加“纲”：“太慢了！快点开呀！”
催我脚下用力，加大油门，就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了。两人轮流坐在副驾驶上，眼睛看着比我看得更远的地方，嘴里不时地蹦出两个字：“加速！”
在他们的催促下，我踩着油门的那只脚，恨不得踩到油箱里去。
妈妈说：“谁再让你开快，你就让他们来开！”
引起另一伙人公愤的是跟在我后面的司机。不管我开得多快，他们也嫌慢，喇叭声频频响起。为了给他们让路，我就把车开到了路边上跑。
尤满又说：“你往边上跑什么？那是人行道！你占了人行道了，是违章！你开的是汽车，不是自行车！你要上路中间上开！”
“我给后面的车让路呢。”
“你管他们干什么？他们爱按喇叭按去吧！你要看前面，别管后面的。他们要想超车，就让他们超！你管好你自己。”
开车和骑自行车是两股劲儿。
我又把车开到了路中，并不太管后面的车了。
我开着开着，就发现了后面的车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来的，“唰唰唰”地，像射出的子弹头，从我的左右两边跑到了我的前面。
我说：“我开得这么快了，他们咋还超车呢？”
尤满讥笑着说：“这还叫快？”
“比教练场上的快多了！”
“是，是比那快。但这不是教练场！”
在京顺路上，遇见了堵车。那些车根本没像交通法规上写的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而是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前后就差半尺。我怕溜车，怕把人撞了，也怕撞了别的车，每停下来，都要把手刹和档挂上，与前面的车有一定的距离，稍离得远一点，就有别的车夹了进来。
尤满又说话了：“跟上！你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家？别老是给人让！”
我只有跟上，像别的司机一样，紧跟着前面的车，离合和油门很怕踩错了。我们学车时，就有一个学员把油门当做离合踩了，把车开翻了。
又夹进来几台车，我后面的车像比赛一样按着喇叭。
堵了两个多小时，才顺畅了。我的脚踩得又疼又酸。
一辆车开了过来，与我平行时，一个人探出了半个身子，鼻子都快气歪了，向我狠命地挥着胳膊，嘴里像造反派似地喊着：“前进！前进！前进——”这辆车就像鱼雷一样窜出去了。
我的驾驶水平不光是令这些人愤怒，就连我的儿子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儿子虽然小，但他有修理车的天赋，而且一语道破，切中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