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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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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党外人士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元老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峰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2)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对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个最大的疑点,即蒋孝武有没有涉案?要不要负责?这一真相一直没有人谈及,但是当年年底,蒋经国就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6年3月,蒋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蒋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坛,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狱内服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灿、黄华等人的“绝食事件”;5月3日,《薪火》发行人耿荣水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分别向法院控告警方违法查抄刊物,并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责任;5月16日,14名“党外”省议员集体辞职;1986年5月10日,党外各派代表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与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及黄光平面对面交锋,并达成三点共识,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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