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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兄弟对三全大会都抱有很大希望，但陈立夫认为自己太年轻，要在国民党中央获取权力还为时尚早，心情要坦然些。而陈果夫则不同，还在二全大会时，就靠蒋介石的全力提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现在考虑的是，在三全大会上怎样巩固已有地位，并得到进一步跃升。因此，陈果夫对蒋交给自己的筹备三全大会的任务，既感到荣幸，又感到艰巨，他必须抓住这一契机，通过三全大会的召开，既确立蒋介石的党统地位，又确立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特殊优势。
但要真正按蒋、陈的意愿开好三全大会，并非易事。陈果夫首先分析了国民党内各派势力此消彼长的大势，认为胡汉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蒋介石这四大柱头中，西山会议派经二届四中全会的打击，已是锐气尽伤，已无与蒋争锋的能力；胡汉民虽在党内有很高的政治声望，深厚的革命资历，很强的理论水平，但自廖案后，长期远离政治中枢，势力已大不如前，尚不能对蒋构成威胁；只有汪精卫，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而其资历、才干、声誉也非蒋所能比，特别是手下聚集着一批中央高层干部，如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王乐平、郭春涛、白云梯等，形成人多势众、阵容强大的局面，不可小觑，这是三全大会上能够对蒋构成威胁的最大一支力量。
根据以上分析，陈果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联合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孙科太子派等，组成一个联合的但以蒋为主体的政治中枢的方案，目的就是为了排斥汪精卫派。在将汪派人物挤出中央后，再对联合体中的各派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以逐步形成蒋陈对国民党的完全控制。对陈果夫的这个方案，蒋介石正在酝酿时，便遭到了党内另一派系——丁惟汾系的反对，丁惟汾系在国民党中央并没多大力量，但在基层党部却有相当实力，他们本来就想借三全大会大举进军中央，占据中央高位，而陈果夫的方案断了他们的路，丁派当然要群起反对了。
丁派的反对反而引起了陈果夫的警惕，因为按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各地基层党部选举产生，而各基层党部虽经“清党”，大部分还为丁派掌握，如果基层党部操纵选举，那么大量丁派人物会成为代表拥进三全大会，更不堪设想的是丁派与汪派联手，蒋陈将面临更大的威胁。
如何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呢？陈果夫不愧是政治老手，他认为，扬汤止沸，沸乃不止，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于是，陈果夫提出了一个党代表不依党章选举，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办法。
陈果夫的办法虽很荒谬，但却合蒋介石的口味，专断的蒋介石认为，不这么做，其在三全大会上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蒋欣然同意，并由他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于1928年10月25日向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提出报告。由于报告提出很突然，中常会委员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竟获得了通过，并作出决议，通令各省、市党部遵照执行。
陈果夫的办法，即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采取圈定与指派相结合。所谓圈定，即国民党地方党部按规定代表人数的一倍上报中央，再由中央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所谓指派，即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定某人为该地区的代表。这完全是独裁与专断，一方面违反和践踏了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党章程，粗暴剥夺和侵犯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使一些本来可以通过选举成为代表的党员顿时失去了希望。因此，当中常会179次会议的决议公布后，即受到国民党各基层党部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汪派与丁派，反对最强烈。因为他们中一些人物，在革命资历、政治声望、活动能力等方面，在国民党内都是一流的，但在二届四中全会时，受到蒋派的排挤，正希望通过三全大会东山再起，而按新的代表选举办法，他们恐怕连当个代表都很难，何谈在党内再度崛起呢？以陈公博、唐生智为代表，策动汪派、丁派及其他一些反蒋派，率先掀起了反对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办法的运动。1928年11月1日，在陈公博插手下，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下面党部和分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反对新的选举法，并作出了反对第179次中常会产生三全大会代表办法的决议。当天，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派丘河清等9名委员，携带联席会议决议到中常会陈述。结果，为陈果夫阻挡于大门之外。第二天，丘河清等9人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并推谷正纲、吴健列席中常会，结果，陈果夫请出胡汉民，将谷、吴痛骂一顿，才平息此次抗议。
第二部分三全大会（2）
与此同时，浙江、安徽、上海等国民党党部也纷纷发出通电，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如何香凝等，也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反对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圈定办法。有些地方还指名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3人驱逐出中央。
就是蒋介石的一些亲信，也对此种办法不满，认为其有利于陈果夫培植党羽亲信，如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策划发表文章，指责陈果夫。一时，陈果夫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果夫并不慌张，对蒋介石亲信的责难，他请出蒋介石，将贺衷寒、邓文仪劈头盖脑地骂了一通，这些人再也不敢随意动弹了。对反蒋派，陈果夫则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一方面，通过蒋介石等将三全大会延期三天召开；另一方面，对选举办法稍作修改，即结束登记，建立党部的可以由自己选举。而当时符合这一条件的仅一个省（即广东省）三个市（即南京、广州、上海）有资格选举代表，而指派与圈定的代表仍占80％以上。但如此一来，确实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反对情绪。
汪派人物仍不服输，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名汪派的中央执监委联合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圈定指派法，反对按此种办法选举代表召开的三全大会。该宣言一发表，各地汪派群起响应。
3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南京市党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汪派与丁派人物准备在会上掀起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运动。二陈预先得到情报，便调动特务军警，准备镇压。3月14日，大会开始，大会主席谷正纲在开幕词中迫不及待地喊出了“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口号。陈果夫、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的亲信方觉慧等人当即群起闹事，陈立夫布置在会场外的打手乘机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将谷正纲等人打伤，随后，二陈调集的军警包围会场，将谷正纲等汪派人物逮捕。这样，汪派反对三会大会的最后一次出击被镇压，为三全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3月15日，由陈果夫精心筹备，蒋胡合作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始终控制在蒋陈手中，并按陈果夫所设计的打击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建立新的三届中央领导机构。所谓打击一批，即打击汪派与丁派人物；所谓拉拢一批，即拉拢西山会议派；所谓提拔一批，即提拔陈果夫的亲信人物。
在三全大会上，陈果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弟弟陈立夫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兄弟俩双双问鼎中央。这一年，陈立夫才29岁。
随后，在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进入中央核心层，成为9名常委之一，并在蒋介石任部长的组织部担任副部长，代理部长主持部务工作，而弟弟陈立夫则更是一步登天，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而且，二陈手下的一些骨干人物，如曾养甫、余井塘、张厉生、张道藩、程天放等也都进入中央，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二陈已牢牢控制了国民党，势力也越来越大，以至1935年11月，国民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操纵选举，他所得的选票竟比蒋介石多4票，陈立夫一时慌了神，他知道这样不好下台，便亲自抹去5票。蒋介石知道了，气得脸色发青，为此要扣留陈立夫。消息传到南京常府街18号陈氏兄弟居所时，陈立夫吓得彷徨失措，而陈果夫则冷静沉着。陈果夫深知蒋的为人，既猜疑心重，权势欲强，同时也很恋旧，对于亲信故旧，只要你剖明心迹，甘心臣服，蒋是能谅解的。为此，陈果夫设计了三步脱身之计，一是让陈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