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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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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高层官僚中是不多见的。而朱明与孙禄卿都能很好地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教养子女,并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他们的丈夫都是国民党的高官显贵,而她们却都默默无闻,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僚家庭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部分“孤臣孽子”(1)

    陈立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面目出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为各方所注目。但也就在蒋介石权力不断上升的时候,他开始日益处于各种矛盾的包围之中。首先,蒋介石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蒋介石独断专行,与苏联顾问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另外,蒋介石争权夺利,与汪精卫的矛盾不断加深,与其他各军的矛盾也日益不可调合。这些,都使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他处心积虑,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对于蒋介石的焦急心情,陈立夫深深理解,作为机要秘书,他也在想办法,希望为他的主子分忧解难。但一时又拿不出好的主意,只能说些劝解的话,以宽慰蒋介石的心。    
    1926年初,在军费分配和出师北伐等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发生分歧,各不相让,而汪精卫则在旁幸灾乐祸,流露出明显偏袒季山嘉的倾向,使得蒋介石心中十分不高兴,暗恨汪精卫。    
    不久,汪精卫、季山嘉以主持第七军作为诱饵,拉拢蒋介石第一军中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使蒋介石生疑。于是,蒋介石一纸命令,将王懋功职务解除,并限时要他离开广州。汪精卫则针锋相对,以贩卖私盐的罪证,将蒋介石的把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撤除职务。蒋汪一时剑拔弩张,双方之间气氛颇为紧张。    
    当时,广州地区也传出一些谣言,说中共已与季山嘉、汪精卫商量好,要从蒋介石第一军中撤出共产党员,另与汪精卫合组国共军队,以孤立蒋介石;还有说蒋介石要到苏联去休养等。那时,国民党内一般政治人物要下台,常以出国考察、休养的方式被放逐,多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必须采取办法,脱离险境。    
    面对各种矛盾,蒋介石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但他又不愿就此甘休,他要战胜各种对手,以窃取国民革命的最高权力。经过一番考虑,蒋介石决定重施以前那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想以辞职、出国相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6年2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则于8日表示不就职,9日,更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要求赴俄休养,企图以此要挟汪精卫,使汪不好下台。汪精卫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对他的辞职,不予明确答复,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劝他“不宜辞职”,并不坚持挽留,这样一来,倒使蒋介石去之不可,留也无益,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回来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顷聆季新(指汪精卫)言,有讽余离粤语,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至此,蒋介石确信,汪精卫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支持下,要除掉自己。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还是离开广州。    
    蒋介石即命陈立夫购买了日轮庐山丸的船票,并携带现款3万元,坐汽车到天字码头,准备乘船离开广州,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船去海参崴。    
    3月19日,蒋介石收拾行装,带着陈立夫,满心不快地乘车前往广州长堤码头。一路上,蒋介石沉闷着脸,默不作声,陈立夫也不好说什么,当时的心情,按陈立夫后来的回忆说,刚开始,他想到放弃工程师的职业,到广州帮蒋介石,实践总理计划,是间接达到自己的志愿,但几个月的政治实践,“使我大失所望,政治原来是这样污秽”,后来又想,既然搞了政治,再污秽也不能放弃,要坚持干。    
    因此,当车快要到码头时,陈立夫忍不住问蒋介石:“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蒋介石听后,似有所悟,即命司机掉转车头,开回寓所。但当车往回开了一会的时候,蒋介石又变了卦,吩咐司机再转头,重新开往码头。陈立夫没有蒋介石考虑的那么复杂,他只觉得干政治,就不能轻易放弃,于是又鼓足勇气,劝蒋介石道:“我们如果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介石听了沉吟不语,想了又想,最后下了决心,压低声音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公馆。”对这件事,陈立夫本人后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次演说时也承认,当时,“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为什么不干?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新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对于陈立夫这个说法,虽然蒋介石后来否认,说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但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当时广州城内由国民党右派传出的一些谣言,也有所谓要将蒋介石和陈立夫劫往海参崴的内容,而且说已经为他们二人准备了前往苏联的护照,陈立夫早就将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他开始仇视共产党,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的话便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因此,在蒋介石去留广州的关键时刻,陈立夫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孤臣孽子”(2)

    蒋介石与陈立夫回到黄埔后,即由陈立夫出面通知王伯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等人来黄埔开会,进行秘密策划。这一期间,蒋介石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是每会必与。通过反复密商后,他们一致决定采取反共的行动,并估计了驻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四、五军部分官兵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3月17日,陈立夫又随蒋介石由黄埔乘汽艇到广州市东堤八旗会馆——广州卫戍司令部,放出共产党有阴谋的空气,并将其在广州东山的寓所迁到有坚固工事的广州造币厂。    
    3月18日,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一道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称:“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即派中山、宝璧二舰前往。19日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声称无此命令,陈立夫、陈肇英等人即大造谣言,说李之龙“事前并备就蒋校长和陈立夫同志的出国赴俄护照。是日下午,该舰又开赴省城,并即升火,拟于翌晨强迫蒋、陈两同志上舰出海。”并倒打一耙,说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    
    还在3月19日上午,蒋介石拜访汪精卫,摸清了汪的政治态度,回来后即召开紧急会议,“夕与干部密议至4时”,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并在会上鼓动蒋介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这就使蒋介石下定了反共决心。蒋认为“……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有人提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当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蒋便说:“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于是,蒋介石便诬指“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并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    
    3月20日凌晨,李之龙在广州文德楼家中被绑架,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被扣留,蒋介石还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霎时间,广州城里,一片恐怖气氛,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左右开弓,一石两鸟,一方面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他的政敌汪精卫的威信。陈立夫在这一事件的整个阴谋中,一直参与其事,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正如周恩来所说:“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 3月20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顽固的反共态度,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心理及在复杂事变中的诡计多端,都深深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可见,蒋介石是以孤臣孽子来称许陈立夫的。    
    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当时秘书长为邵力子,处长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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