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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历代史籍上都把此事作为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的罪状之一，与此事并提的还有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悍然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军队把居民驱赶到成都南门集体就刑，杀人无数，接着传令各乡镇村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后来又一把大火将成都焚毁，其状惨绝人寰。解放后一些史家因张献忠是农民起义领袖，对此或讳莫如深，不置一词，或不顾史实，千方百计为张献忠辩护开脱，包括血染大悲寺事件和屠杀成都市民事件在内。辩护的理由主要是：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封建统治者出于阶级仇恨，蓄意夸大其杀人数字，污蔑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初期，并没有大开杀戒，相当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才，开科取士，也正是为了延揽人才，曾经开科两次，应试者颇为踊跃；只是后来由于四川官绅地主大肆叛乱，形势日益严峻，南明弘光朝廷此时又成了四川官绅地主心目中的正统旗帜，严重威胁到大西政权的生死存亡，张献忠才不得不大开杀戒；当然张献忠本人由于历史局限性，“镇反”产生过激行为，杀人面过宽了些，导致大西政权逐渐丧失民心，这也是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看来，这种观点似乎辩证得很，一时充斥于各种历史书籍。那时，谁要论证一下张献忠凶残的历史真实面貌，揭露张献忠设“特科”考试骗局，血腥屠杀读书人的罪恶行径，是要冒站在污蔑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上的政治风险的。
封建统治者对张献忠“屠蜀”确实有夸大其词的一面，如《明史》卷三零九中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显然是蓄意夸大了，明代后期当时全国人口总数只有六千多万。但是张献忠在四川血腥屠杀民众和知识分子毕竟是史实，决不能因为他是农民起义领袖而回避，或者寻找种种借口以开脱、减轻、淡化其罪责。以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来说，张献忠绝不是偶然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之举。就前两次开科取士而言，早已隐含着血腥味。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这种霸王硬上弓式的“开科取士”岂是尊重读书人？岂不吓破老百姓的胆？粗通文墨的张献忠行伍多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满脑子称王称帝思想，他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游民思想和游民文化，对文化人始终抱着蔑视、仇恨、提防、控制和利用的态度，倘若文化人稍不顺从，便要其人头落地。他于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立的一块“圣谕碑”，颇能表明他的真实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这里的“天”，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代表上天，已将万物恩赐于四川的百姓，而四川的百姓有负于他的大恩大德，实在忘恩负义，他对四川民众百姓是极其失望而怨恨的。他深知，广大生员即读书人是老百姓的头脑，士绅阶层的骨干，是他最难驾驭的人群。一旦形势变得严峻，变得于他不利，他就要对四川百姓大开杀戒，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先除去读书人这一心腹之患。为达此目的，张献忠这个武夫没有任何顾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设下“特科”考试骗局，不惜公然失信于普天下应试士子，一手制造了血洗大悲寺惨案。对这种灭绝人性、灭绝文化的极其野蛮的兽性，必须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深刻批判，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
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再次表明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的时代局限性和自身严重的缺陷。具体到张献忠，此人暴戾成性，反复无常，目光短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见识，导致他后来一手制造了数起灭绝人性的大惨案。他当了短命的偏居一隅的四川土皇帝对四川百姓当然是个灾难，但相对来说又实在是件幸事，因为他的权力所限只能危害四川一地；倘若他真的成为中国一代帝王，建立了一个朝代，那么必然是一个祸害全国百姓的暴君，罪恶将大得多，而决不会有什么高瞻远瞩的政治作为，对中国历史进步不会有任何推动作用。他的刑罚极其残酷，包括拿活人剥皮之类。他的义子、心腹孙可望也像他一样多次使用剥皮酷刑对付不听从他的主张的臣民。因此鲁迅先生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且介亭杂文&；#8226；病后杂谈》）张献忠的私人生活更是荒淫无耻，称帝之后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并使用大批太监用于后宫服务，他的腐化程度与李自成后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下令各地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字与“忠”字，甚至连以往历代留传下来的石碑上的“献”和“忠”字都一律要铲掉，以至后人叹息“蜀无完碑”。
由于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巨大，对李自成大顺政权因骄傲自满、腐化蜕变而招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人们谈论得很多，见诸报刊的有关文章也已不少，但对于与李自成齐名的另一位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及大西政权则有所忽略，有关研究文章也较少。笔者希望重提张献忠屠戮读书人的这一桩公案，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尤其是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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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侯恂
更新时间：2009…9…24 17：09：28 本章字数：3707
【侯恂】
（1589～1659）明户部尚书。字大真，号若谷。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人。明万历丙辰年（1616）进士，授山西道御史。东林党人。天启年间因与阉党魏忠贤斗争，父子三人曾遭罢官。崇祯元年（1628）再次启用任河南省御史。次年任太仆少卿。崇祯三年（1630）任兵部右侍郎督治昌平。崇祯六年（1633）任户部尚书。崇祯九年（1636）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开封后，以按兵不救之罪遭陷害入狱。166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谢绝任官，归家隐居。任上为官清廉，不附会权奸，屡遭陷害，两次入狱，仕途坎坷。
附录：
侯恂（1590—1659），字若谷，号六真，明朝太常卿侯执蒲长子。
侯恂先世为开封人。明洪武年间，侯成奉诏隶归德（今商丘）卫戍籍，遂为商丘人，为商丘侯氏始祖。成生英，英生滑，滑生显，显生和，和生进。
进，字子登，号梅洲，上世累务农。进生瑀、玑二子。玑生一子，名执蒲。执蒲三岁丧母，八岁丧父，为伯父瑀所收养。侯执蒲，字以康，号碧塘。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十年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初任守津（今山东省宁津县）令，后官至太常寺卿。魏忠贤奸党气焰嚣张，侯执蒲被罢官归故里，在侯府东园课读诸孙。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夏卒，享年七十三岁。娶田氏，生五子：恂、恪、忭、恕、虑。
恂，即为侯恂，十七岁时受知于提学使梅之焕，补博士弟子员；五年后受知于郡守郑三俊。与弟侯恪同举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乙卯举人，同登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丙辰进士，授行人。后来，边境频频告急，侯恂多次上疏论核饷练兵方略，左都御史邹元标非常赏识他。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侯恂上疏追论“移宫案”和“红丸案”，同时又上疏论救刑部尚书王纪，当时朝中奸党十分恨他。
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由于邹元标举荐侯恂巡按贵州，帮助中丞朱燮元等平息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叛乱，以解贵州之围。因平乱有功，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朝廷准备擢升侯恂为京卿，但由于魏忠贤专权，朝野十分黑暗，侯恂的父亲侯执蒲以刚正不阿而闻名朝野。吏部尚书**星、吏部侍郎陈于廷等很信任他。当时，侯恂的弟弟侯恪也在朝廷做官，与同朝的缪昌期、姚希孟关系很好。侯恂在“红丸”、“移宫”两案中，又与魏忠贤奸党针锋相对。因此，魏党把侯氏父子视为眼中钉，说侯氏父子十分倔强，不能再让他们做一天官了。不久，他们相继被罢官。崇祯年间，魏忠贤被诛，侯恂亦被重新启用，后又被擢升为兵部侍郎。有一年侯恂和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