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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们终于到了。
沙漠混凝土的地下掩体中。
一位老人正坐在一张单人皮沙发上，老人高身材，宽肩膀，腰板笔直，显得十分硬朗。他就是坦根，坦根老人的脸上有针刺，在他们的习俗中，脸上的针刺是这一族人美的象征。“坦根爷爷，为什么大家天天都要呆在洞里呢？”问坦根的是一个睁着好奇眸子的小孩子，再过两天他就十四岁了。
坦根抚摩着他的脑袋，说道：“呵呵，外面都是沙子，有什么好玩的？不如好好呆在这里跟其他人学手艺。”
“是哦，小安，听爷爷话，快来念书。”叫小安的是他的姐姐，她十八、九岁，一张黑中泛着红润的瓜子脸，细细的眉毛，鼻子、嘴唇都带有乡村姑娘那种粗犷，质朴，不加修饰的美。
塞内加尔地下避难所的人都热情的款待了远道而来的我们，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还不算特别糟糕，不过与我们的极地生活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多了几道遮风挡雨的厚实墙壁罢了。
首领坦根很认真地听完了我们如何发现诺亚方舟的事情。
但对于迁移族群去里面居住，他决定和族人商量下再行定夺。
老人转身走进休息室，让我们在这个钢铁混凝土的地下避难所闲逛。
听住在这里的小伙子讲，地下避难所以前是由一个地下工厂改造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可以看到大得出奇的高炉或者热风炉，从厂房向地面上投下了一大片浓浓的暗影。
从中间的间隙里，有红光一闪一闪的透射出来。
紧靠着热风炉车间旁边的，是巨大的防空洞，在往后面有一条宽宽的小道。
我和朴善英正走在这条小道里，头顶上全都是架在空中的粗大的管道；这些黑通通的管道里，呼隆呼隆响着强力的风的咆哮声。
一个叫小安的小孩子走在我们前面，跟我们讲解地下避难所的大致结构。
我很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是最了解这个避难所的人呢？
于是问小安：“你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国家吗？”
“是的，没错，大哥哥，我是本地人。”
“那你的爸爸和妈妈在哪里？他们怎么没和你在一起吗？”
“姐姐说爸爸和妈妈去旅游了，要等到我成年了，才会回来看我。”
“原来是这样。”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小孩没有父母，所以从小就在这个地下迷宫似的避难所游荡，久而久之，比一般的大人还清楚这里的路。
“你们看，这是我的房间。”
“是吗？还蛮大的。”
小安打开了房门，这其实是个书房，贴着小书房的两堵墙壁，陈列着四个大书橱。
透过玻璃橱窗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的书籍、资料、手稿还有文献，其中还有霍金教授的一些宇宙、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另外还有一部已经没有油墨了的袖珍外文打字机。
我想小安的房间一定不只他一个人睡在里面，因为那些书籍不是他现在能看懂的。
小安拉着我的衣服，要我看他的相册。
“哥哥，你看，这是我爸爸，这边坐在树上的是我妈妈。”
“他们都笑的好开心。”
“是啊，拍照的时候我们的果树刚结果子，爸爸妈妈都很高兴的。”
“你们家种的什么果树啊？”
“有苹果树还有梨子树。”小安腼腆地说。
“我都很喜欢吃哦。”瑞亚不知道从哪里蹿了出来，插了一句。
“大姐姐，你为什么有对翅膀啊？”
“我？我不是地……呃，我天生就有，怎么啦？”
“很好看。”
“谢谢你！”瑞亚好像很喜欢听到，有人说喜欢她的那对翅膀。
我仔细看着照片，小安的父亲和母亲以前都是塞内加尔的果农。
他的妈妈肤色微黑，瓜子形脸庞，约摸二十七、八岁的农家妇女，站在路边的田埂上，穿着一件合体的兰白色小衬衫，黑布裤子，嘴角挂宁静而好奇的笑容，望着小安的父亲。
小安的父亲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上身光着，肌肉发达，在肩膀和双臂棱棱地突起，肩头上被粗麻绳勒出了很多道红印子。
整个看上去，他是个健壮、英俊的庄稼人。
看着看着我眼睛一酸，想起了我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我高中从武汉市外国语学校毕业，那是所相当不错的重点中学。
那时候每天放学我都很贪玩，总是让父亲和母亲跑出来找我找到深夜。
跟小安一家比起来，我的家庭条件要好上太多。
虽然我个人认为，每天种两季收获的果树，比呆在教室里学习理论知识、不停的月考、随堂考试要有趣的多。
我的母亲，和天下母亲都一样，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那种类型。
六岁就开始培养我这个还分不清楚姓和名有什么区别的儿童。
小提琴、书法这样的特长爱好课程没有少上过，每天都要朝青少年宫跑。
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吧，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学这些东西能否在以后能派上用场。
直到现在，我也只是偶尔闲着无聊，凭着记忆，拉上几首圆舞曲，自娱自乐下而已。
父亲是个老实的人，平时很少讲话，我长大后也一样。
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呆在公司的办公室，忙自己的事业。
再一个，我们学校学习一般都靠自觉，老师监督的也不是很严格，所以成年后的我还是相当的自由的。
从零七年开始，我就多了一个爱好——每天都会埋头于各种小说，不管是武侠还是科幻，甚至是专业的科学著作，我只要拿在手里，一看就会是一天。
曾经也听说过关于2012年是世界末日的玛雅预言。
但当时，谁会把这些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人说出来的话当真呢？
包括我，也一直认为是无稽之谈，无非是用来当作茶余饭后打发时间的话题来对待。
在我去芬兰旅游的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一直呆在湖北武汉。
还记得高一的时候，我也曾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出国去澳大利亚学习，当时我英语还是相当的烂吧，不过老外还是很聪明，有时候说个短语，或者一个句子说到一半，他就能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人家都说国外怎么怎么环境好，我看也就那么回事，无非就是人少，垃圾也就相应的看起来不多罢了。
2012年在芬兰旅游的时候，不像当时在澳大利亚住在homestay，吃、喝、住房都要自己解决。
有段时间我也是过的相当的艰苦，不过还好，后来我就习惯了这样随处漂泊的生活。
相对于还在大学里每月找父母要钱的学生，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独立的。
但是在袁谷老师眼里，她还是把我当个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学生。
在开章我所记录的那次雪lang灾难中，如果不是因为我刚好爬出来的时候，站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大教堂十字架旁，抱住了它。
恐怕你们是看不到我所写的故事了。
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helsinki）被称为波罗的海的女儿，我在挑选旅游城市的时候，也是冲着这个名头才去的。
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在赫尔辛基的总统府门前，还有一座著名的青铜喷泉雕塑，它的名字就叫波罗的海的女儿。
设计师沃格伦在1906年造好这座雕像的时候，只是叫他小美人鱼。
但两年后当这座雕像正式被安放在这里后，芬兰人给她起了个亲切的昵称——阿曼达（Amanda）。
在半个芬兰都快被冰雪掩埋的时候，这座青铜喷泉雕塑，居然奇迹搬的被冲到了地中海的海岸边上。
将近两米高的阿曼达安静地站在海边，依然高昂着头，芬兰人一直把她象征着新生。
当这座雕塑在辐射下被染成了深黑色的时候，仍然难掩阿曼达的妩媚动人。
这让芬兰人民感到很欣慰，整个欧洲的避难基地也就建在了阿曼达的附近位置，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雕塑，现在成为了整个欧洲的希望象征的主要原因。
在小安的房间里，我无意间还发现了桌上的一本牛皮笔记本，笔记本的书页末端露出了一小半羽毛书签，我慢慢打开了那一页，雪白的羽毛安静地的躺在我面前，原来这是小安的姐姐写的日记。
“小安，你的姐姐懂汉语？”
“嗯，姐姐她可厉害的，大学的时候学过汉语，还说自己以后会去中国旅游。”
“原来如此。”日记本上用来记录生活的语言，是我所熟悉的方块字，看起来非常亲切。
羽毛书签所搁开的那页上，小安的姐姐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3年1月26日。
六时十七分，我们一家人在载客两百零五人、机组人员十五名的波音767号飞机上。
从马来西亚国际机场离陆，向塞内加尔首都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