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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南子》是一本独幕悲喜剧。戏剧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定义，最简单的是：人生的表现或再见。但没有发见的人，也表现不出什么来；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也发见不出什么来。有了发见之后，把他所发见的意识化了，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子见南子》，是作者在表现他所发见的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的不同；及周公主义，与南子主义的冲突。他所发见的有浅深，所表现的有好坏，这是我们可以批评的。如果说：他不应该把孔子扮成剧本中的脚色，不应该把“子见南子”这回事编成剧本，我们不应该在曲阜表演这样的一本独幕悲喜剧：这是我们要付讨论的。
《大公报》的记者说：“批评须有其适当之态度：即须忠实，须谨慎，不能离开理论与史实。”这是立论的公式，不是作戏剧的公式，也不是我们演剧者所应服从的公式。
又说：“子见南子，‘见’而已矣，成何艺术？有何人生真义？又何从发见与礼教之冲突？”（在这里，我要附带着声明一下。我的答辩书原文是：“在礼教与艺术之间，认取人生真义。”书手写时错误了。不过这些都无关宏癲。）“见而已矣！”
固然！但在当时子路已经不说，孔子且曾发誓，是所谓“见”者，岂不大有文章？而且南子曾宣言：到卫国来见寡君的，必须见寡小君。孔子又曾陪南子出游，参乘过市。再连同南子的许多故事，辑在一块，表演起来，怎见得就不能成为艺术？艺术的表现，有作者自己在内，与作史是不同的呵！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观，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观，把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放在一幕里表演出来，让观众自己认识去，怎见得发见不出人生的真义？原剧所表演的南子，是尊重自我的，享乐主义的；孔子却是一个遵守礼法的，要得位行道的。这两个人根本态度便不同，又怎能没有冲突？至于说：“普通界说之所谓孔教，乃宋儒以后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请问：原始的礼教，究是什么样子？魏晋之间，所常说的“礼法之士”，是不是指的儒家者流？
又说：“例以如演《子见南子》之剧，可以明艺术与人生。吾不知所谓艺术与人生者何若也！”上文说过：艺术是人生的表现，作者在表演人生，观者看了之后，各随其能感的程度，而有所见于人生，又有人专门跑到剧场中去看人类。所谓艺术与人生者就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难道说，凡所谓艺术与人生者，都应在孔教的范畴之中么？
记者先生又由孔学本身上观察说：“自汉以来，孔子横被帝王利用，竟成偶像化，形式化，然其责孔子不负之。——真理所示，二千年前之先哲，初不负二千年后政治之责任。”我却以为不然。自汉以来，历代帝王，为什么单要利用孔子？最尊崇孔子的几个君主，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尊崇孔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孔子没有这一套东西，后世帝王又何从利用起？他们为什么不利用老庄与荀子？一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成为游民阶级的“士”，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口号之下，产生出来的吗？历代政治权力者所豢养的士，不都是祖述孔子的吗？他们所祖述的孔子学说，不见得都是凭空捏造的吧？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乎被朱元璋赶出圣庙去。张宗昌因为尊孔能收拾人心，除了认孔德成为“仁侄”之外，还刻印了十三经。封建势力善以孔子的学说为护符，其责孔子不负之谁负之？
又说：“孔学之真价值，初不借政治势力为之保存，反因帝王利用而教义不显。”那么，记者先生对于我这次被告，应作何感想呢？
记者先生说我们研究不彻底，态度不谨严。记者先生忘记我们是在表演戏剧，不是背述史实；我们是在开游艺会，不是宣读论文。而且“自究极的意义言之”，演者在表演实人生时，不用向他说你要谨严谨严，他自然而然地会谨严起来；因为实人生是严肃的，演者面对着实人生时，他自会严肃起来的。同时，如果研究的不彻底，也绝对表演不好。在筹备演《子见南子》的时候，我曾教学生到孔庙里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而且要过细地看一下。对于《论语》，尤其是《乡党》一篇，要着实地研究一下。单为要演戏，还详细地讨论过“温良恭俭让”五个字的意味。我们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样彻底，但已尽其最善之努力了。记者先生还以为我们太草率么？我们应当读书十年之后，再演《子见南子》么？不必吧！记者先生既说：“《子见南子》剧脚本，吾人未见；曲阜二师，如何演剧，更属不知。”还能说我们研究不彻底，态度不谨严么？何不买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看看，到曲阜实地调查一下再说呢？这样，岂不研究的更彻底，态度更能谨严些么？而且我们演剧的背影是什么？曲阜的社会状况何若？一般民众的要求怎样？记者先生也许“更属不知”吧？那末，所根据的史实是什么呢？记者先生对于孔学本身，未曾论列；何谓礼教？何谓艺术？更少发挥。对于我个人，颇有敲打；对于我们演《子见南子》微词更多：不知根据的什么理论？所谓“孔学的本身”，与“孔学的真价值”，到底是什么？请《大公报》的记者，具体的提出来。我们站在中华民国十八年的立场上，愿意陪着记者先生，再重新估量估量。一九二九，七，二八，济南旅舍九教育部训令第九五二号令山东教育厅
查该省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被控侮辱孔子一案，业令行该厅查办，并加派本部参事朱葆勤，会同该厅，严行查办各在案。兹据该参事厅长等，将查明各情，会同呈复前来。查该校校长宋还吾，既据该参事厅长等，会同查明，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予置议。惟该校校长以后须对学生严加训诰，并对孔子极端尊崇，以符政府纪念及尊崇孔子本旨。除据情并将本部处理情形，呈请行政院鉴核转呈，暨指令外，合行令仰该厅知照，并转饬该校校长遵照，此令。
十曲阜二师校长呈山东教育厅文呈为呈请事。案据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党报》二十八日登载教育部训令九五二号，内开“云云”。查办以来，引咎待罪，二十余日，竟蒙教育部昭鉴下情，免予置议，感激之余，亟思图报。惟关于训诰学生，尊崇孔子两点，尚无明文详细规定。恐再有不符政府纪念及尊崇孔子本旨，致重罪戾，又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纪念，为期已迫，是以未及等候教厅载令到校，提前呈请。查孔家哲学之出发点，约略言之，不过一部《易经》。“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类此乾坤定位，贵贱陈列，以明君臣之大义，以立万世之常经的宇宙观，何等整齐。自民国肇造以来，由君主专制之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民治，由孔家哲学之观点论之，实不啻翻天倒泽，加履首上，上下不辩，民志不定，乾坤毁灭，阴阳错乱，“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如此则孔家全部哲学，尚何所根据乎？此后校长对学生，有所训诰，如不阐明孔子尊君之义，则训诰不严，难免违犯部令之罪，如阐明孔子尊君之义，则又抵触国体，将违犯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及第一百六十条。校长在武汉被共党逮捕入狱，八十余日，饱尝铁窗风味，至今思之，犹觉寒心，何敢再触法网，重入囹圄。校长效力党国，如有罪戾，应请明令处置，如无罪戾，何为故使进退维谷？校长怀刑畏法，只此一端，已无以自处。窃谓应呈请部院，删除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及第一百六十条，或明令解释讲演孔子尊君之义为不抵触国体，则校长将有所遵循，能不获罪。又查尊崇孔子最显著者莫过于祭孔典礼，民国以来，祭孔率行鞠躬礼，惟袁世凯筹备帝制时，则定为服祭天服，行跪拜礼，张宗昌在山东时亦用跪拜礼。至曲阜孔裔告祭林庙时，自袁世凯以来，以至今日，均系服祭天服，行跪拜礼，未尝稍改。本校设在曲阜，数年前全校师生赴孔庙参加祭孔典礼，曾因不随同跪拜，大受孔裔斥责，几起冲突。刻距现行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期不足一月，若不预制祭天服，定行跪拜礼，倘被孔裔控告，为尊崇孔子，未能极端，则校长罪戾加重，当何词以自解？若预制祭天服，则限于预算，款无所出，实行跪拜礼，则院部尚无功令，冒然随同，将违背现行礼节，当然获罪。且查曲阜衍圣公府，输资设立明德中学，向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