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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岳：爱科普，用爱科普
［。小＾说）网）
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科普就是需要的。严格来说，多数文章可以算成科普，不过有的在普及社会科学，有的在普及自然科学。科学松鼠会普及的，是后一种。但无论是哪一种，罗素先生说的人生三要素，是好文章追求的要点：爱、知识以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
曾经有个老太太在罗素演讲后发言，声称宇宙像一只乌龟驮着一群乌龟，而罗素的说法不太正确。乌龟说当然不太符合主流科学，在哲学史、数学史及文学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的罗素先生，兴致勃勃地开始和老太太探讨宇宙是不是乌龟家族。他并没有以现在的时髦作法，对这个老太太怒喝一声：愚民！疯狗！###！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以漂亮的科学背影退场。
一个写普及性文章的人，应该像罗素一样，平静面对所有的疑问，哪怕其毫无知识含量。这种做法才合乎逻辑科学：正因为他没有知识，你的普及才有价值，如果他跟你知道得一样多（或者比你更多），为什么要来看你的普及文章？在现代社会分工极精细的背景下，优秀的科学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科学的进步使人谦卑，科普作者，应该也把谦卑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最知道，在自己身后，其实有海量的更内行的专业人士，只不过，他们没有写文章罢了。科学松鼠会的模式，志同道合者的聚集，其实是科普比较有效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只写自己的专业，这既增加了文章的公信力，又避免了在所有科学议题上发言的尴尬……因为科普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没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种类的科学。
一个科普作者始终面临的危机是，科普文章的可替代性太强。仅仅为了得到科学知识，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问维基百科及更专业的资料库，他为什么要看你的科普？因为他感觉到你除了有知识，还有爱，还有同情心。这就牵扯到科普作者为谁代言的问题了，科普作者的人文关怀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确定自己得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他们申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推动社会的进步，都需要科学知识的帮助，也希望自己在面临专业疑惑时，有科普作者能出来帮助他们。强势群体不需要你的背书，在任何时间，他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将不科学的东西包装成科学的样子。随便抓一个弱势者，你都能从他身上发现诸多不文明、没科学的印迹，用科普的名义暴打一顿，又轻松又愉快，每次都能技术性击倒。但是这种文章你多写几篇，读者就抛弃你，因为他觉得你不过是借了几个科学术语自大而已，你其实并不在乎他缺乏科学知识的痛苦，你甚至希望以他无知的丑陋来衬托出你英俊的科学脸庞。
科学松鼠会具有知识，这个毫无疑问，他们也在强化爱与同情的特质。但愿他们很快可以成为一只罗素喜欢的松鼠，成为弱势群体信任的松鼠，成为最让人喜爱的科普吉祥物。
梁文道：从松鼠开始
。＿生
多年以来，辗转做过几份杂志的编辑，也曾替不同的报刊策划过各种版面，其中最苦恼的一件事是找不到人去写科学题材的文章。有时候明明出了一件震撼全球的大新闻（例如瑞士的cern建造了可能产生微黑洞的对撞机），但就是找不到恰当的人选去谈它。想必是我识人不多，有些时候，市面出了一本人人叫好的科普书，可是每个写手听到之后却都摇头摆手，避之则吉，结果显得我们的书评版很偏食。这个情况到了某些年度好书评选的活动里就变得更严重了，几十本候选书目竟没有一本科学书，而且各个评审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五十年前，英国学者斯诺（c。p。snow）曾经用〃两种文化〃去形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这个有名的说法在今天的学术界早已被人批得体无完肤，大家嫌它太过粗疏。但甩开〃两种文化〃的框架不管，斯诺所描述的那种现象却是我们至今都能痛切体会得到的日常现实。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读书人不懂科学居然是正常的，一份书评杂志几个月不介绍一本科学书籍竟是不用辩解的。就算越出狭义的文化圈，我们主流媒体的科学素养也是十分贫血，在同一篇报导里面往往出现前言不对后语的逻辑谬误。为了省事，许多编辑记者干脆照译外电，对于有点技术含量的名词则略过不理，又或者不作解释，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已经不只是念人文科学的不懂自然科学，更是大众媒体在自然科学面前的集体失语。
偏偏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发展史上的奇异拐点。比起五十年前，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丰富了；比起五十年前，我们治疗疾病的能力增加了；比起五十年前，科技应用对生活的影响变得更广泛更深入了；然而，比起五十年前，社会大众对科学与科技的怀疑却也越来越深。这几乎是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科技的进展居然与社会整体对它的不信任同时增长。本来大家怀疑甚至否定的只是昔日那种盲目的乐观情绪；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把人类推向了高风险处境，环境的危机使全球面临末日的恐慌，所以没有人再能天真地相信科学与现代技术的进步必定能够带来更好的明天，新的发现未必是新的许诺，新的技术也许会带来新的问题。可是，这种怀疑并不到此为止，它竟然还深入到所有科学研究（更准确地说，是科学家）上面；似乎〃科学〃二字就必然包涵了一个阴暗的面相。
正是在公众对自然科学渐感不满的背景底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开始大幅削减高等教研机构的资助，于是当年英国的科学家人人自危，担心他们和一般人的距离会损及科学的长远发展。所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国兴起了一股〃公众了解科学〃（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运动的风潮。牛津大学更设立专门教席去推动这场科普潮，聘请了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及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担任首届〃西蒙伊公众科学了解讲座教授（simonyiprofessorof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直到2008年10月才告老退休，被专研〃群论〃的数学家marcusdusautoy接替。
回看道金斯十几年来在这教席上的工作，很多人都觉得他太过偏执地鼓吹无神论，把一个以普及科学为宗旨的讲席变成了宗教辩论的战场。然而这也正正说明了〃公众了解科学〃运动的性质变化，因为道金斯对宗教的攻击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见于各种宗教的基本教义派怎样造成了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在他看来，这种宗教激进化的根源之一正是公众对科学的无知，或者盲信于某种不够确切的科学（或说〃伪科学〃）主张。也就是说，在影响世界局势的宗教问题上，科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其实看看我们今天面对的种种重大争议，从核能的运用，人类生命的复制，基因食品的流行，全球暖化的现象，药物的研制与营销，互联网上的道德议题；；一直到堕胎算不算杀人，几乎每一样都和科学与科技拉上了关系。要是少了相应的知识准备，公众以及决策阶层不只无法明智地判断，甚至根本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讨论。问题在于，当大家一如既往地乞灵于专家的意见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各种不同乃至于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众需要认识科学，但是他们该怎么认识，又要认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又有什么方法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科学知识水平？传统上，学术界有许多量化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检测一个国家的国民科学知识水平。方法不外乎设定问卷，列出一系列由浅至深的问题，然后让受访者作答，再结集分析，打一个综合的分数。这种方法把科学知识假定为一个稳定的水库，相信有些知识是确定无误的，而且人人都该对它们有某种水位的认识。所以我们才能在基础教育里面设置课程，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觉得那就是现代公民合理的科学知识水平了。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类未来的重大争论之中，我们才知道建基于这种假设下的科学教育不单追不上局势的进展；而且也根本没有一套百分之百准确无疑的知识可教。根据科学史家johnpickstone的分析，〃公众了解科学〃运动渐渐总结出了另一种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看法，把重点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