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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后全传-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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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站到了赵曙一边,异口同声地替赵曙辩解,仿佛母子间的矛盾倒成了曹氏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赵曙有病,无论他怎样无礼,都是可以原谅的,而曹氏除了一忍再忍,不应有别的什么选择。这种态度虽然使曹氏更加愤愤不平,但也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朝臣们强大的保皇势力面前,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她所能做的只是抹眼淌泪地发发牢骚,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烦恼而已,对赵曙是半个指头也不能动一下的。满腹的委屈同样也郁积在赵曙心中,当韩琦等人来看望他时,他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一句:“太后待我无恩。”韩琦真不愧是职掌调合百味的盐梅宰相,这时立场又反了过来,从容答道:“自古以来,圣明帝王很多,但独称舜为大孝,难道其余帝王都是不孝的吗?若父母慈爱而子孙孝敬,此乃常事,不足道,只有在父母不慈爱的情况下,做子孙的仍不失孝敬,才真正值得称赞,只怕陛下对太后或许有事奉不周之处,天下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赵曙不吭声了,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见他公开说过曹氏的坏话。

曹氏与赵曙之间,尽管这时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公开地互相责难了,但内心的芥蒂依然远远没有解开。赵曙在七月初就已基本痊愈,并开始每天临朝坐殿听取中书、枢密奏事。照理说,皇帝恢复了治国的能力。太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垂帘听政了,可是曹氏一直不肯还政引退。如果说,她当初答应垂帘主要是迫于客观条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这时她赖着不肯还政则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缘故。她对赵曙越不放心,就越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她越不放权,赵曙对她就越是反感,两人的关系一旦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不但没有和解的希望,反而埋藏着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为了打破这个怪圈,老谋深算的韩琦亲手布下了两个圈套。

公元1064年,即治平元年四月初,代理御史中丞王畴上了一道奏疏,说今春以来,干旱少雨,麦田枯焦,建议赵曙以真宗为榜样,亲自前往寺观祈雨。韩琦等人立即随声附和,齐说应该。赵曙说:“还应与太后商议。”韩琦禀报曹氏,曹氏说:“官家大病初愈,恐怕不宜出宫。”韩琦说:“皇上已经答应出去了。”曹氏说:“素色的仪仗尚未准备就绪,再过些日子吧。”韩琦说:“这是小事,并不难办。”于是下令有司选择出行日期。过了十几天,仍不见动静,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催促,说:“皇上要出宫祈雨之事,早已流闻四方,但至今未见成行,众论狐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王者四海为家,为民父母,何必拘泥繁文,选择时日,忘万民朝夕之急?”曹氏没有理由再加阻拦,只得放行。赵曙遂出宫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醋泉观。韩琦等人之所以抓住祈雨这件事大作文章,并不在于皇帝能否真正求下雨来,而是有其深意的,因为这样一则可以向朝廷内外显示赵曙已完全痊愈,恢复了治国的能力;二则可以巧妙地把玉玺收回到赵曙手上。玉玺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谁掌握玉玺谁就拥有最终决策的大权。宋朝规矩,若皇太后垂帘听政,那么符宝玉玺必须归皇太后收藏,皇帝只有在外出行军时,玉玺才可以随驾,回来后仍得交还太后。赵曙出外祈雨,顺理成章地把玉玺拿到了手上,回宫后却不肯交还。他一旦控制了玉玺,也就标志着拥有了发号施令的唯一合法权威,对于曹氏的意见,听与不听皆可随心所欲,曹氏的最终决策之权实际上已被他夺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赵曙亲政的关键一步顺利成功,韩琦紧接着布下了第二个圈套,这次的猎物便轮到曹氏了。此时赵曙虽早已御前殿视朝听政,但两府大臣仍像往常一样每天退朝后,到内东门小殿再向曹氏复奏。五月戊申早朝时,韩琦一下子向赵曙奏报了十余件事,赵曙裁决如流,悉皆允当。退朝后,韩琦对曾公亮等人说:“仁宗安葬完毕时,我就该求退,只因皇上御体未平,所以才迁延至今,现今皇上听断已如此不倦,诚乃天下大幸,我准备先禀明太后,请求安置一处地方,告老求退了。希望能得到诸公的赞成。”曾公亮等赶忙说:“朝廷怎能没有您?您千万别提这样的请求。”韩琦阴阴地笑了笑。于是一起来到内东门小殿,复奏赵曙已裁决的十几件事,曹氏每事都称善同意。众人退去后,韩琦单独留下来,把方才向曾公亮等说的那些话又复述了一番。曹氏说:“相公怎可求退?老身才真正应该退居深宫呢,每天在此,实在迫不得已,还是容老身先退吧。”韩琦正等着这句话哩!立即眉飞色舞大谈起来,说前代马氏、邓氏皇后如何如何贤明,尚且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若能急流勇退,还政复辟,比马氏、邓氏更是强了许多倍,再拜称贺。接着便抖出了包袱,说台谏官员也有章疏请求太后还政了,不知太后决定在哪一天撤帘?曹氏这时才明白了韩琦口口声声求退的真实意图,原来是在以退为攻,逼着自己让位,真是太诡诈啦!但自己话既然说了出去,反悔是不可能了,她强烈地感到被人愚弄了,虽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

曹氏被迫退居深宫,赵曙正式亲政,怪圈打破,避免了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赵曙紧接着把曹氏的住所定名为慈寿宫,意思是希望这位慈爱的母后能够永远长寿,并且把曹氏的弟弟已官任宣徵北院使、保平节度使的曹佾,加封为同平章事兼中书令,使他享有“使相”这一极其荣耀的官衔。可是长期形成的感情裂痕仅靠这一二个虚名是不能完全弥合的。事实上,赵曙仍对曹氏心存余恨,就连曹氏所应享受的物质待遇,他都要施加这样那样的限制。在此之前,皇太后若需要什么物品,包括日用器具,只须凭事先加盖了皇帝御用之宝的空白文书直接到诸司库务索要,诸司库务就会立即供应,过后再由三司复奏皇帝就可以了。但如今临到曹氏时,赵曙却偏偏明文规定,必须首先由曹氏宫中的使臣把她需要的物品项目记录下来,送到有关诸司库务,再由这些部门另外书写榜文奏报皇帝,等到皇帝同意,盖上御宝之后,才可供应实物,平白使手续变得繁琐起来。这条规定虽经司马光上书反对,但赵曙一直维持不改。事实证明曹氏以往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她更加愤懑心烦。两人的感情依旧冰冻三尺,碰到一些重大问题时,还会很自然地出现新的裂痕。

赵曙是作为赵祯的过继儿子被立为皇子的,论理只有赵祯和曹氏才是他的皇父母,而对于他的生父淄安朗王赵允让,只能按宗族辈分称皇伯。然而对赵曙来说,真正有感情的还是其亲生父母,他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该父因子贵,生父不应仍然处在皇伯和王的地位上。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诏令礼官及待制以上的官员讨论应如何尊奉淄王。此诏一下,朝廷之上立刻纷争鼎沸,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政治风波。宰执大臣韩琦、欧阳修认为自古无称父为伯之理,赵允让应称“皇考”,持此观点的人我们可称之为“皇考派”;司马光、王珪等人则以“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为理由,认为赵允让只能称“皇伯”,形成了“皇伯派”。两派争论激烈,声震九重。曹氏闻知,也坐不住了,她想:称赵允让为皇考,这不是明摆着要排斥先帝和我独一无二的地位吗?果真这样,那自己更无容身之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当即写了一封手书,痛斥韩琦、欧阳修。太后的懿旨毕竟还是有相当分量的,赵曙迫于压力,只得宣布暂停讨论。

当曹氏与赵曙的关系雪上加霜的时候,曹氏与赵顼之间却嫌隙尽释,春风和煦。在受到韩维教训之后,赵顼就经常到慈寿宫看望曹氏,也许只有在这时,慈爱的微笑才会回到曹氏的脸上。一次,赵顼身着全副盔甲,英姿飒爽来到慈寿宫,问曹氏:“娘娘,我穿这副盔甲好不?”曹氏笑着说:“你穿戎装确实好看,可是,假若连你都要披挂上阵,那国家岂不危险了吗?”赵顼乖乖地把盔甲脱下,祖孙俩又有说有笑谈起了别的。

公元1067年,即治平四年正月初八日,赵曙因病逝世,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神宗。孙儿当皇帝,曹氏得到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加崇高,更重要的是心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初十日,她被尊为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寿宫也改名为庆寿宫。赵顼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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