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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3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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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熙朝也发生了十几次文字狱。如果说发生在康熙亲政前的庄廷钅龙一案与他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公元1711年~1713年)的戴名世一案,便确系康熙所为了。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喜读史书。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南山集》一书。书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史事,并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一些史料。戴名世还主张以桂王死后的第一年作为清的定鼎之年。戴名世57岁才考中进士,担任了翰林院编修。谁想到59岁这年便大祸临头,他的《南山集》被左都御史赵中乔告发为诽谤朝廷之书。结果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戴氏、方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处斩,女子及15岁以下的男子被没为家奴。族人的所有职衔全都被剥夺。到结案时,经“宽大处理”,戴名世才免遭凌迟,改判为处斩,方孝标这时已死,还被剉尸。只有族人方苞幸免于难,他原也被判处斩,只因其文章早已名满天下,康熙怕引起众怒,才下令“免治”,但仍然一度被编进汉军旗中受到管制。平时与戴名世有交往的官员,有30多人被降职。受到案件牵连的,多达300多人。

由此可以看出,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康熙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才为清王朝所用,但他对汉人的猜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五、重农贵粟勤勉好学

清兵入关以后,在多尔衮执政时曾大规模地进行圈地,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加在中原人民头上,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顺治亲政后虽有所缓和,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战争尚未结束,因此,到康熙时,广大农村还是满目疮痍,农民不得温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康熙即位后,便下令停止圈地。但由于鳌拜一伙人从中作梗,圈地仍禁而不止,有时规模还相当大。清除鳌拜后,康熙重申了永远停止圈地的命令,并要求将已圈土地还给农民。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康熙再次明确规定不许圈种民间新开垦的土地。这样,阻碍农业生产的圈地活动才逐渐被制止。直隶各省修建寺庙,侵占了大片农田,康熙也明令禁止。

鼓励垦荒是康熙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藩王的土地被农民耕种了。康熙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下令各地督抚正式将这些土地给予原来耕种的农民,并禁止作价转让部分土地。这些被称为更名田的土地,约计有16。6万多顷,而且多是肥沃的良田,一经承认属于农民,即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康熙十二年,为了鼓励在更大范围内垦荒,康熙宣布:各省今后开垦的土地,耕种10年后再交税。同时用授与官职的办法鼓励地主招民垦荒。规定开荒20顷以上,又通晓文义者,授予县丞,不通文义者,授予百总;开荒100顷以上,通晓文义者,授予知县,不通者,授予守备。这些措施对地主和贫苦农民都很有吸引力,于是河南、山东、直隶的老百姓纷纷前往东北垦荒,湖广人民也踊跃去四川垦荒。垦荒农民的汗水不久便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到康熙三十年左右,清王朝田亩达到了明王朝的高峰,比清初更翻了近一倍。到了康熙五十一年,边远省份的荒地大多已经变成良田。无怪康熙颇为自负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此时,除了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可以称得上是“四海无闲田”了。

蠲免地丁钱粮,是康熙为了恢复生产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统一台湾后,康熙认为,国家已经安定,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蠲免钱粮势在必行。康熙二十六年,康熙下令免去江宁等七府及陕西全省600多万两钱粮,后来又先后蠲免过各省的钱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库充裕了,蠲免钱粮的数额也随之增多。康熙四十一年,因云、贵、川、粤四省没有经常得到蠲免,康熙下令宽免四省43年钱粮。以后康熙常下令全国各省轮免。据统计,自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蠲免钱粮的总额达9000多万两白银。尽管得到蠲免政策实惠最多的是钱多地广的富户,贫苦农民相比之下获利甚微,但是不能否认。蠲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全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康熙先是下令修改赋役制度,于康熙二十六年完成了《简明赋役全。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清除旧赋役制度的弊端。康熙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数为标准,以后永不增减,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银。这项被称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成了清代地丁制度的基础。后来,康熙又在广东试行了“摊丁入亩”的征税方法,即把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实行征收田赋带征丁银的方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使无地的逃亡农民免于丁银之苦,重新回到土地上来,也使负担向土地占有多者转移了一些。

治河和漕运都是康熙十分重视的大事,而漕运的恢复又在于治河的成功,因此康熙在兴修水利上倾注了许多心血。康熙执政期间治理的河流主要是黄河、淮河和运河。由于频繁的战争,寅河长年失修,形成了严重的水患。在康熙即位后的最初16年中,黄河竟决口67次。当时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与淮河、运河汇合,黄淮泛滥后,洪水便倒灌运河,切断南北漕运。为了根治黄河,变水害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另一位专家陈潢做他的助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当时正是三藩之战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候,足见康熙对治河是十分重视的。靳辅采用了明代潘季训“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又用开中河、修堤坡等方法作辅助,一年之后,饱受水患之苦的7个州县的土地便能够重新耕种了。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对治河取得的巨大成绩,康熙曾在第一次南巡时,赐诗给靳辅加以嘉奖。康熙的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治河工程为重点,对治河是很大的推动。他对治河的具体措施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第三次南巡时,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发现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田地,指出这是产生灾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须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体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图纸,以便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风浪,亲自察看水情。康熙还亲自主持了浑河的修治工程。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经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时还直接威胁京城。康熙曾经十三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浑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治理后的浑河堤岸坚固,两岸是百姓新盖的房屋和茂盛的庄稼,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对治河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康熙抓得很有成效。他的名字,不仅作为治河的组织倡导者,而且作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被载入史册。

康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国库收入十分充裕,年年有余。国库存粮达到几千万石,京城的国库爆满,只得将漕粮截储在运河沿岸的苏杭等地。国库中有些粮食存放时间过长,竟然变质,只好用来作肥料。

有感于明代奢侈败国的历史教训,康熙很注意节俭。南巡路过南京,他曾做《过金陵论》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康熙初年,宫中所有人员合计才800余人,这与明宫廷仅宫女动辄几千,太监动辄几万相比确实是大大减少了。因此宫廷的费用与明代相比也大大节省了。明代仅光禄寺每年用银即达100万两,康熙时只用10万两;明代工部每年宫廷修造用银最少约200万两,而康熙时只用二三十万两;明代的宫中建筑都要用楠木料、临清砖;而康熙时除特殊需要宫中一概用普通砖瓦。据康熙自己说,他的所有行宫都不进行特别装饰,每处花费不过一二万金,只占每年治河费用的1%。康熙还说,明代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这话显然有些夸张,但也能说明康熙反对奢侈、提倡节省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满招损,谦受益”是康熙常说的名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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