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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3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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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多尔衮去世,他所期待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但起,清朝入主中原、天下初定的首功的确是非他莫属。随着地位愈加尊崇,他也愈加擅权专断,有恃无恐。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豪格到底被罗织的罪名置于死地,济尔哈朗也因“擅谋大事”被削夺了辅政大权。一切政令皆出自多尔衮之手,他甚至将大内的“信符”置于自己府中。每当他入朝时,诸臣皆下跪行礼,多尔衮是大清国实际上的皇帝,已成为当时朝野皆知的事情。而福临不过是“惟拱手以承祭祀”而已,甚至有记载说为了保全自己儿子的皇位,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曾下嫁给了多尔衮。尽管这一点尚有疑问,但多尔衮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却是确凿无疑的。

二、少年亲政治国有方

几年过去了,福临步入了少年。他不仅骑射之术日精,更关心治国用兵之道。但是,顺治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并没有丝毫归政的意思。历史常常因偶然的事件而改写。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坠马受伤。这次受伤后他卧床不起,于十二月初九日在喀喇城去世,享年39岁。多尔衮虽中年早逝,但他生前威比天子,富过君王,死后恩义兼隆,荣哀备至,可以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结局圆满了。但是,形势很快便出人意外地急转直下。多尔衮死后两个月,苏克萨哈、詹岱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诸王大臣也纷纷上奏,追论多尔衮独擅威权、挟制皇帝、逼死豪格、纳其妃子等一系列罪行。顺治皇帝下诏削夺了多尔衮的爵位,没收他的财产,又命令毁掉他的陵墓。人们挖出他的尸体,棍打鞭抽,然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通过这些处置,顺治感到出了一口闷气,多年来他因容忍多尔衮的僭妄之举所郁积的种种不快,一下子发泄出来。同时,安抚了诸王大臣的愤怒情绪,并给予那些想继续预政的诸王大臣们一个暗示:想觊觎皇位、欺逼圣上是没有好下场的!

14岁的顺治此时才成了真正的一国之主。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他御太和殿亲政。

由于宫廷中良好的学习条件,顺治6岁时就对读书颇具兴趣,为了学习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修身之道以提高自己的水平,亲政后更奋愤攻读。他以少年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勤勉,阅读了大量汉文书籍,包括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宋元著述。后来,他还曾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说,那时除了处理军国大事,便是读书,但因当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牢,就五更起来再读,到天大明时便能背诵了。勤奋读书使他摆脱了先辈那种游牧民族的草莽之气,而颇具文人学士之风,给他的政策以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此,他不再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单靠“武功”治天下,转而以“文教”作为治国之本。

针对多尔衮摄政时期实行的一些弊政,经过与大臣们反复商讨,顺治决定首先采取一些措施缓和民族矛盾,在军事上,他决定首先采取以抚为主的怀柔政策和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措施。当时,江、浙、闽、粤一带有郑成功的水师出没,滇、桂、川、黔的大部又被南明西宁王李定国等分据,清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因此,集中兵力于一隅,改变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是尽快结束战争再造一统的上策。八旗劲旅娴于骑射,固习于陆战。郑成功指挥的3000多艘船只云集在厦门附近的港湾河口,令清兵望而生畏。因此惟有采取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才为适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顺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极力争取招抚郑成功,以便集中兵力对付西南战场;一方面任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直接负责西南的战争。他还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农民武装,不管人数多寡,罪行大小,只要能真心改悔,主动投诚,全部赦免其罪,由当地政府安置。命各级官吏将文告遍布通衢要道,使之家喻户晓。

顺治十年五月,洪承畴出任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总督军务,兼理粮饷。顺治给予他节制升迁地方文武官员、决定进兵时机的大权,特令他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然后知会”。这种知人善任、事权划一的作法,有利于指挥者主动灵活地捕捉战机,为西南战局的根本改观提供了重要保证。洪承畴对皇帝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他谋略很深,又十分熟悉西南的山川形势,到任不久便有了起色。他先是控制了湖广,在南下时机业已成熟之际,适逢南明所封的秦王孙可望为权欲所驱,袭击李定国,后来又走投无路投靠清军。孙可望“开列云贵形势机宜”作为进见之礼,使洪承畴尽知义军内情,遂大举向西南进军。清军相继攻克贵阳、重庆、遵义等地,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一月进入云南,在永昌磨盘山一带歼灭了李定国主力,桂王朱由榔逃入缅甸。至此,最后一个维系明朝遗民之心的南明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西南形势出现根本好转后,东南的郑成功仍在坚持抗清拒不受抚。这时,顺治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顺治十四年三月,他下令对郑成功“当一意捕剿,毋复姑待”,一个月后又将其父郑芝龙及其亲属子弟等“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在顺治的招抚下,郑氏部将黄梧、施琅、苏明相继降清,抗清形势趋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率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持续了近20年的大规模武装反清斗争已接近尾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终于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了草创。

顺治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为了迅速改变国穷民匮的局面,他十分重视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顺治十年,他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犋种银,任兵民开垦的鼓励政策。由于当时清政府自身财政困难,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因此收效不大,也未能推行全国。此后,他先后颁发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和官员垦荒考成则例等,鼓励垦荒。顺治十四年,清政府以明代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杂派,不久又编成《赋役全颁行天下。政府还向税户发放“易知单”作为缴纳赋税的凭据,以防止各级官吏的加征和私派。第二年,河南巡抚贾汉复奏上了清查垦荒地9万余顷、每年可增收赋银408000千余两的报告。鼓励垦荒的措施立见成效,使顺治十分喜悦,他对贾汉复大为称赞,并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圈地,这是多尔衮摄政时期一项很大的弊政。这一时期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圈地。开始声称只圈无主荒地和明朝勋贵的土地分给满族官兵,实际上随意将民地指为官庄,把私人熟田硬说成是无主荒地,后来索性不论土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田地一旦被圈,田主也马上被驱逐,家中一切财物都被占有。许多百姓被搞得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被圈的土地中只有少量分给了八旗旗丁,大部分落入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之手。由于兵役繁重,旗丁的土地往往抛荒不能耕种,由此给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鉴于圈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顺治亲政后便下了严禁圈地的谕令。他认为,田野小民全仰赖土地为生。听说各地都在圈占土地作为打猎、放鹰的往返住所,便迅速令地方官将以前所圈土地全部退还原主,使其抓住时机耕种。后来,他再三重申,永远不许圈占民间房屋和土地。以后,虽然零星圈占土地的行为时有发生,但在顺治期间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这种危及千家万户的滋扰总算暂时中止了。

清朝初年,多尔衮对文武官员的烧杀掳掠、贪污行贿多持放纵态度,造成吏治腐败。这些人奸淫劫掠、刻剥民财、强买强卖、占产索食、私受民词、草菅人命,可谓无恶不作。官吏惊人的腐败威胁着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影响着与南明的军事斗争成败。顺治十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朝廷要治理国家、安抚百姓,首要任务就是惩处贪官污吏。他下达了惩治贪官的谕令,明示臣下。谕令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对那些扰民的官吏立行参劾。他又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吏巡视各地,让他们对违法的总督、巡抚、总兵进行纠举。临行前,顺治亲自召见了他们,对注意事项一一作了指点。不久,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云南巡抚林天擎等人就因贪污不法,苛派累民被革职。巡按御史顾仁执法犯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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