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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将促成那五十篇文字成为小说，而不是通讯报道。当我回想起与那班人在马雪比旅馆度周末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东西从自己身上抹去。现在开始写作时，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让“故事”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事实真相出现。这就像回忆一次炽烈的爱情，一次性的沉迷。非同寻常的是：随着怀旧情结加剧，随着故事开始成形，内心的激动就像显微镜下的细胞一样繁殖起来。这种怀旧情结太强烈了，我每次都只能写上几行字就停下来。没有任何情感能比这种虚无主义更刻骨铭心了，总是那么怒气冲冲，随时准备把一切抛入水中，心甘情愿地、急切地想让自己化为乌有。这种情绪也正是战争为什么会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读过《战争边缘》的人即使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也会无意中饱餐这种情绪。这就是我感到羞愧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始终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罪的原因。那一班人是偶然凑合在一起的，他们心里明白，只要这场特殊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不会再聚集在一起。他们谁都知道，并且极其坦诚地承认：他们间没有共同语言。
不管战争在世界别的地方激起什么样的热情和信仰，导致极其的贫困，它在我们这个国家却从一开始就是以双重的感情为其特征的。显而易见，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好事。这一点说起来并不复杂，用不着专家来解释。中非和南非的物质繁荣是可感知的，每个人都会一下子变得更有钱。尽管中非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只为确保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但这对非洲人来说同样也是个事实。用钱买不到商品这种严重的状况将不复存在。至少不至于严重到使人活不下去。当地的厂商开始生产原先得靠进口的商品，这样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战争的两面性———建立在最低效、最落后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的非洲经济原先是那么迟滞、萧条，它因而需要某种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战争正是这样一种冲击。还有一个理由是针对犬儒主义的———首先，一旦人们开始对自己所蒙受的耻辱感到不耐烦，他们就会开始怀疑一切。这场战争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场讨伐希特勒的邪恶主张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然而，在那一大片非洲大陆上，在大约半个非洲的领土上，希特勒关于某些人因种族的原因比别人优越的主张却大有市场。非洲大陆到处有不少人怀着嘲讽的态度欣赏着他们的白人主子加入军队去跟法西斯恶魔交战———那大都还是一些受过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他们爱看自己的白人主子急巴巴地登上征程，前往就近某个战场投入反对某种主义的战斗。而这种主义如果产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他们是一定会誓死捍卫的。整个战争期间，各种报纸的通讯栏目都充斥了这样的争论：任何一个非洲士兵都有可能拿枪口对准自己的白人主子，或者在晚些时候运用他所掌握的有关兵器的知识，那么，把一只哪怕很蹩脚的枪支交由他保管是否安全呢？得出的结论是———当然是正确的———这并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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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笔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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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笔记（5）
这儿有两条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正当理由，但从一开始，它们就具有某种令人愉快的讽刺意义。
（我再次不知不觉地以一种错误的口气来说话———我讨厌这种口气。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感情的封锁，一种对无法将相互冲突的事物糅合成一个整体的无奈和逃避。这样，不管战争多么可怕，人们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这种逃避意味着既不去改变什么，也不去破坏什么。这种逃避最终意味着个体的死亡或凋零。）
我只想简单地把事实记录下来。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场战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情况很糟，败局随时可能出现。这个阶段结束于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阶段却一直往下延续，直至战争胜利。对我们来说———我是指我们这些左派以及与左派有联系的自由主义者———这场战争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不参与这场战争。这妨碍了我们对它的忠诚———我们当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说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着苏联的。这个阶段因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告终。紧接着便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局面。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或者不如说对他们的共产党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对一个有朝一日将为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缺乏考虑。那就是社会活动问题，它是直接或间接由共产党的存在引发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觉中已受到共产党的鼓舞和激励，或被推向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情形即使在一个只有共产党的小组织存在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个小镇上，自俄国介入战争，左派因此而活跃起来以后，一个小管弦乐队、一些读者团体、两个剧团、一个电影协会相继宣告成立（共产党本身的活动在此暂不去说它），此外还有一个业余组织对非洲农村孩子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调查报告发表时，曾经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触动，使他们很长时间怀有一种负罪感，并促使六七个社团就非洲问题举行了研讨会。在这个镇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某种类似文化生活的东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欢迎，尽管这些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只限于他们是一班怀有仇恨的人。当然，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当时正处在生机勃勃并且教条主义泛滥时期的共产党人赞许的，但共产党还是鼓励他们，因为坚定不移地信任别人这在当时已形成一种小小的风尚。
对我们来说（我们那一带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后便是一个频繁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一个充满喜悦而自信的阶段———大约结束于一九四四年，即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于外部的事件，如苏联“路线”的变化什么的，而在于内部的因素，在于共产党自身发展的结果。回顾过去，我看得出，从这个共产主义集团成立的第一天起，这种变化就已呈端倪。当然，冷战一开始，所有的讨论会、社团组织都相继消亡了，任何对中国和苏联的兴趣都由热衷转向怀疑（但那些单纯的文化组织，如管弦乐队，剧团等等，仍继续存在下去）。在我们镇上，就在“左派的”、“进步的”，或者说“共产党人的”热情———这些用词哪个更确切，现在很难说得清———正处在最高涨的时候，党组织内部那些发起者就已经变得心灰意懒，或迷惘失措、或最大限度地丧失了责任心。当然，有一阵子，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谁都清楚了，在共产党或其集团内部，与生俱来就存在着一种自我分裂的规律。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或兴盛都是通过不断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来实现的。这种排斥并非由于某一部分人有什么优缺点，而是以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期是否与党内的方针保持一致而决定的。在我们这个规模不大、实际上十分可笑的业余组织里，发生在本世纪初即共产党开创时期伦敦那个称为伊斯拉克的组织身上的一切无不一一重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运动的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们就能从犬儒主义以及挫折与迷惑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现在我不想多说。从我们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我们当时跟非洲大陆上出现的运动并无任何联系———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会诞生以前，犬儒主义就存在了。当时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会，但他们并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白人。其中有一两个人来请教我们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形势是：一班极其好战的政客满脑子想着如何组织革命运动，他们不顾实际情况频繁活动，想促使黑人骚乱起来，但实际上就是再过若干年黑人群众也不会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产党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我们这个组织内部的斗争、冲突和辩论可能有助于它的发展，但由于没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毁灭。一年之内，我们的组织就分裂了、形成了帮派，出现了背叛者，而那忠诚可靠的坚强核心，除了个别成员外，一直在不断地变动。由于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动，我们的热情一天天在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