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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现代的白话：“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们噜苏什么？”后来天下太平了，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摆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读书人。这也是陆贾告诉他：“乃翁天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善意结果。汉高祖是绝顶聪明的，他问该怎么办？告诉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当皇帝，这个味道很好，这时才认为读书人有道理。于是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他们不答应。后来他要立太子传位时，宫廷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几乎要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只要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这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这就看到政体问题、社会的思想问题，为什么学说思想对政治发生如此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隐士的重要。
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也许出来可为治国的大才，可是一辈子绝不出来做事。当然，不出来也有好处，否则出来万一做不好，这一辈子英名也没有了。越不出来越高，有人一辈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则称“处士”。当然，有的处士是怕考试考不取，故意当处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皇帝特别起用，不经考试还可以做做官。当然真的处士还是有，宋代有这样一位处士名叫杨璞，宋真
宗请他，他不出来，后来硬是下命令给地方官，用各种方法，软硬兼施逼他出来了。到了京师，真宗对他很客气。问他说，先生一路来，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诗吧！他说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诗。真宗说，夫人的诗一定很好。于是要他念出那首诗：“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几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时的种放一样，都是真正的处士，硬不想出来。
另外像唐朝武则天时的卢藏用，因终南山地近京师，倡言隐居，结果被征召入朝为官，这又是处士的另一种手段了。所以后来成语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指这么回事。陆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评也是称扬隐士的诗：“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后世儒家认为这些“不同意”主义的隐士、高士、处士们，很可恶，不应该。而认为有学问的人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一辈子作学问不肯出来？他们就说孔子是骂隐士的。在后面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下论中就讲了很多。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这个话解释错了。实际上孔子的思想，对隐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
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救不起来就不救。这时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的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着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渠圳。这两种思想都对。孔子认为道家走隐士路线，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没错。所以他讲“鸟兽不可与同群”，这句话仔细一研究，孔子是赞成的，并不是反对。鸟类是高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他们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
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说了半天，就是解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孔子还是赞成隐士思想。他说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当前的机会不属于我的，你也没办法去救，那么先要保护自己，充实自己。所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在下面“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社会渐渐上了轨道，有才能的应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倘仍无法贡献，还处在贫贱中，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耻辱。如果在一个动乱，不上轨道的社会中，安享富贵，或是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不正当的途径取来的，这也是不对的，可耻的。
跟着这几句，便又说出真当“隐士”的客观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句话问题又来了。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职，最好不要随便谈论批评政事。真当隐士的更须要有如此的胸襟。这几句话，我们要常注意。现在顺便告诉大家一些有趣的经验。我不是学者文人，但常与学者文人接触。学者文人最喜欢谈政治，而且他们对现实的政治，几乎没有满意过的，尤其学自然科学的学者，更喜欢谈政治。我的结论是越外行的越喜欢谈内行话。不知大家的经验如何？
据我所知，文人更喜欢谈战争，开口就是应该打。他们可不知道打仗的难处，自己又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怎么打。等于有人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自己在旁边吆喝着大声喊打，可是叫他自己来，只要一扬拳头，他就先跑了。这就是历代文人的谈战争。知识分子喜欢谈军事、谈政治，大多数绝对外行。所以我常引用孔子这句话对他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答道：“这有什么难？”我说：“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时此刻看的什么公文？说的什么话？你我所知道的情报、资料，都是从报上看来的，并不是第一手资料，可靠性大有问题。就算是可靠的，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还是有限，不知道还有多少不能发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现况，又相隔很遥远了。像这样如何可以去谈政治？而且政治绝对要靠经验，不是光凭理论的。 你说某某不行，你自己来试试看，毫无经验的话，不到三个月就完了。所以孔子说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内容。以很具体的事实来说，荣民总医院某手术室，此时在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开刀，你我能知道吗？即使自己亲人进手术室接受治疗，而我们被关在门外，他在里面危险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门就不知道。所以‘谋其政’不是想象中的简单，要在那个位置上才能执其政、谋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滑头话，作推托词。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作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作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时，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复兴运动
子曰：师挚之始，关雄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这里讲到文化的重整，等于我们现在讲文化的复兴。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回到鲁国，开始整理文化。因为时代的盛衰演变中，文化永远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孔子急于从事文化的复兴来力挽狂澜。他先从礼乐入手，《诗经》也可以说是乐的一种。《关雎》为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之乱”的“乱”字，古代和现代的意义有所不同，千万注意。古代这个“乱”字含有“乱”的反面意义在内，就是“治”的意思——秦汉以上的书，会这样用，唐以后大多都不会这
样用。比如“毒”字，在秦汉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