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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元年二月，丁外艰居越，弟子益进。黄绾荐先生才可入相，而他疏刺讥杨一清，故与辅臣龃龉。而其乡人之忌者至诬之史，诋其讲学收召朋徒共为名高。形奏牍，上亦不能无疑也。服阕，不召，不与铁券。岁录勤王诸臣，唯伍文定得副都御史，余并闲废。先生上疏辞爵，论白诸有功者，竟格不行。廷推本兵、三边、围营，皆不用。
二年，南宫策士问“心学”，阴辟先生，门人徐珊不对而出。三年八月，宴门人天泉桥。四年，会龙泉山中天阁。十月，立阳明书院于越城。
六年，起总督两广、江西、湖广军务，征思、田。至南浦，民欢迎夹道。讲《大学》于明伦堂，诸生拥蔽，多不得闻。唐尧臣代献茶者，上堂旁听，惊曰：“三代后安得有此气象耶！”师至田州，开示恩信，卢苏、王受等自缚来归，束甲受杖。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况外捍交址，纵克之而置流官，饷穷兵弱，必生他变。岑氏世有功，因其俗可，请降田州府为田州，以岑猛子邦相为判官，苏、受为巡检。别立思恩府，设流官统之。”上皆从焉。
师旋，以苏、受为先锋，合永顺、保靖兵讨断藤峡诸盗，进剿八寨，瑶贼悉平之。方欲移府治、建卫所、增兵设官而病作，疏乞骸骨。十二月，度大庚，疾剧，谓布政使王大用曰：“尔知孔明所以托姜维乎？”大用拥兵护卫，且敦匠事。舟次南安，门人推官周积来见，问何遗言。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卒，年五十八。官属、师生、士民远近遮道，自赣送榇至会城，哭声震地，属路不绝。
桂萼等因言先生攻南昌日纪律不肃，奏捷夸扬，而学术僻狂，足坏士习，宜削官爵。上怜先生功，不许。田州之出，萼与张＇王总＇荐之。萼本不善先生，以＇王总＇强之。萼长吏部，暴贵喜功名。讽先生取安南，先生不应，以故构隙。再论先生离职及处田州失当，下公卿议。停恤典、世袭，诏禁伪学。隆庆初，始赠新建侯，谥“文成”，踢葬祭。子正亿得嗣伯。万历中，从祀孔子庙庭。正亿卒，子承勋嗣。承勋卒，子先通嗣。
自宋世理学昌明，程、朱大儒择精语详，有国者至以《五经》、《四书》制科取士，可谓盛矣。然人人崇用朱传，而不知反验之身心，口之所能言、笔之所能书顾茫然也。先生思振其衰弊，以为人皆可尧、舜，独持此不学不虑之良知。而作圣之功，不废学虑。孩提之不学不虑，与圣人之不思不勉本体同，而求端用力在于致。《大学》“致知在格物”，《中庸》“致中和”、“致曲”，推而极之，毕天下之能事，至于天地位、万物育，而非有加良知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不得谓良知之远且难也；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任重道远。”不得谓致良知之近且易也。
良知即明德，是为德性；致之有事，必由问学。尊德性而道问学，致良知焉尽之矣。故谓象山为尊德性，而堕于禅学之空虚，非尊德性也；谓晦庵为道问学，而失于俗学之支离，非道问学也。非存心无以致知，后人自分，而晦庵、象山自合耳。顾晦庵之学，已皎然如日月之丽天。先生欲表章象山，以救词章帖括之习，使人知立本、求自得，故其言曰：“朱、陆二贤者天姿颇异，途径微分，而同底于圣道则一。其在夫子之门，视如由、赐之殊科焉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于美玉，奚为也？”
至于“四无”之说，流失在龙溪。而天泉夜论，其师不以为不然，故滋后人口实，然其中正有可详求者。阳明之所为“四无”，固异于龙溪之所为“四无”。龙溪之所谓“四无”，以无为无者也，荡而失归，恍惚者托之矣。故其后为海门、为石梁，而密云悟之禅人焉。阳明之所谓“四无”，以无为有、以有为无者也。前乎此者，濂溪之“无极而太极”；后乎此者，蕺山之“无善而至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形而上者谓之道”，是不可名者也。故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统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循循焉俱由此二言入。教人有序，虽卓立喟叹之颜子不能出其范围，固当以绪山之所守为正矣。致良知实功唯为善去恶，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异于朱子者，正心诚意之事并摄入格致中，举存心、致知不分为二，是固《中庸》“尊德性”、“道问学”之本旨也。
善乎，郑端简之言曰：“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世名卿，鲜能及之。特以讲学故，众口交訾。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唯学术邪正，未易铨测。以是指斥，则谗说易行，娼心称快尔。”今人咸谓公异端陆子静之流。嗟乎，子静岂异端乎！以异端视子静，则游、夏纯于颜、曾，而思、孟劣于雄、况矣！公所论叙《古本大学则言》、《传习录》诸书具在，学者虚心平气，反复融玩，久当见之。宁庶人反时，又能不顾九族，身任其事，不逾旬朔，卒平大难。宣德、乐安之变有如公者，景陵无羁欤鸵印！�
万历十二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等疏曰：
前御史、詹事建白先臣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学宫，下九卿、科道官议。诸臣不能深唯德意，杂举多端，或且诋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议者纷纷，迄无定论，又命廷议归一具奏。
仰唯王上重道崇儒，德旨屡下，深切著明。今覆议乃请独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窃以为未尽也。彼诋訾守仁、献章者，谓之“伪学”、“伯术”，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
其谓各立门户者，必离经叛圣，如老、佛、庄、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言“良知”本于《孟子》。献章言“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阐述经训，羽翼圣真，岂其自创一门户耶？事理浩繁，茫无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启关钥，在宋儒已然。故其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独守仁、献章为有门户哉！
其谓禅家宗旨者，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今孝友如献章，出处如献章，而谓之禅，可乎？
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其谓无功圣门者，岂必著述而后为功耶？盖孔子尝删述《六经》矣，然又曰“予欲无言”，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门人颜渊最称好学矣，然于道有以身发明者，比于以言发明，功尤大也。
其谓崇王则废朱者，不知道固相成，并行不悖。盖在朱时，朱与陆辩，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敌；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昔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
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锢，久矣！今诚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神乎！若居仁之纯心笃行，众议所归，亦宜并祀。我国家二百余年，理学名臣，后先辈出，不减宋朝。至于从祀，乃止薛瑄一人，殊为阙典。昔人有云：“众言淆乱，折诸圣。”伏唯圣明裁断，益此三贤，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运之隆。
制曰：“可”。
康熙某年，汤斌答陆陇其书曰：
手教：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学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当求入其堂奥，不当又自辟门户。再读《学术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辨。又云泾阳、景逸未能尽脱姚江之藩篱，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独谓弟不欲学者诋毁先儒，是诚有之，然有说焉。
弟少无师承，长而荒废，茫然无所知。窃尝泛滥诸家，妄有论说。其后学稍进，心稍细，甚悔之。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吾儒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
若夫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矣。近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可谓有功圣道。然海内学术，浇漓日甚，其故何欤？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学者固众，随声附和者实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板，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述，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闭邪之功。夫讦以为直，圣贤恶之，唯学术所关。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谓“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