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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
分子特种部队，以最严厉的措施对付赤军；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对极右分子却显得束
手无策？
我想，就如谁都没预料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社会主义的解体，谁也没料到
光头新纳粹会成任何“气候”。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失了
业，喝醉了酒，胡乱找外人出气。极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计划的、
零星偶发的攻击事件。再说，施暴者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人，社会对他们总是宽容
一些。当年的极右运动，却是背后有组织和理论支持、连贯而持续性的暴力行为；
他们所锁定的攻击对象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不是难民营里或酒
店里不知名的人。
两天前的纵火杀人却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被烧的不是造成
众多民怨的难民庇护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这些百姓，只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
就受到暴力摧残。这已不是酒馆里因口角而生的偶发斗殴，而是蓄意谋杀，更令德
国人震动的是，死的是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国。
三具焦尸，终于使举国震动。护着一星烛火的人群在每个城市的中心汇集，表
达心里的愤怒和羞耻——“作为德国人的耻辱”。也许三具焦尸终于促使德国政府
拿出当年对付赤军的决心来。对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为旁观者——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
能忽视那三百人和三十万人的比例，否则，不但是对那持着烛火的三十万人的不公
平，同时也给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动的藉口。那正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背着包袱的驴子
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
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
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
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
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
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
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
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 认为平常虽是
“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
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
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
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
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
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
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
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
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
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
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
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
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
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
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
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
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
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
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
“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
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
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
强奸、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
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
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
也是国际媒体的宠儿：街头巷尾，莫不谈论，举国为之震动。
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
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
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
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
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强，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
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
外国人抢了。克里斯强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潮，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
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
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潮，究竟有多少是属于
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
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
精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
致更强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
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
增强，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暴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
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
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
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
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
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强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
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