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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帕蒂同意说某个邻居的行为“恶劣”，你简直可以为此设计个游戏出来。当有人告诉帕蒂，塞思和梅里·保尔森两口子准备为他们的双胞胎开个盛大的万圣节派对，邀请了街区所有的孩子参加，唯独没有请康妮·莫纳汉，帕蒂只会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下次她在街上碰到保尔森夫妇，他们解释说一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劝说康妮的妈妈卡罗尔，让她不要把烟头从她的卧室窗口弹进双胞胎的小游泳池。“这真是太奇怪了，”帕蒂一边附和着，一边摇头，“可是，你们知道，这并不是康妮的错。”然而，保尔森夫妇对“奇怪”这个评价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她太不合群了”，或者“这简直是消极攻击”，甚或“卡罗尔太不像话了”。他们需要帕蒂在这些恶言恶语里选出一个，和他们一起斥责卡罗尔，但帕蒂怎么都过不了“奇怪”这道坎，而保尔森夫妇也就依然拒绝邀请康妮参加派对。帕蒂对康妮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非常恼火，她在塞思和梅里举办派对的那个下午，带上自己的孩子、康妮，以及另外一个他们学校里的朋友去了南瓜农场，陪孩子们坐在装有干草的大车上游玩。但她对保尔森夫妇最差的公开评价也不过是，他们对一个七岁女孩的刻薄劲儿真是太奇怪了。
卡罗尔·莫纳汉是巴瑞耶街唯一一位和帕蒂待的时间差不多的妈妈住户。她原本是亨内平县某位高官的秘书，被那人搞大了肚子之后，他将她从自己的辖区移到拉姆齐山居住，隶属于某种你可以称之为“人事安排互助”的计划。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双子城已经没有多少辖区认为，将你私生子的妈妈安排在你的治下工作是一个好政府的官员应有的举措。于是，卡罗尔成了圣保罗执照管理局那些心不在焉、时常休假的职员之一，与之对应，圣保罗某位和她一样有来头的女士也在河对岸找到了工作。巴瑞耶街上这栋租来的房子位于伯格伦德夫妇家隔壁，想必也是安置计划的一部分；否则，很难理解卡罗尔为什么会同意住在当时几乎还无异于贫民窟的拉姆齐山。夏天，每周一次，会有一个眼神空洞的年轻人穿着公园管理处的连身衣，在黄昏时分驾着一辆没有标志的四轮驱动车过来，开动割草机为她修剪草坪；冬天，还是这个年轻人，来为她清扫走道上的积雪。
等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卡罗尔家是整个街区唯一没有中产阶级化的人家。她抽百乐门牌香烟，漂染头发，把指甲弄得俗艳吓人，成天给女儿吃现成的方便食品，每逢周四都很晚才回家（“这是该妈妈出门的晚上。”她解释说，就好像每个妈妈都有这样的待遇），用伯格伦德夫妇给她的钥匙悄悄打开他们家的大门，然后从沙发上抱起帕蒂用毯子裹着的正在熟睡的康妮。每当卡罗尔去工作、购物，或者享受她的星期四之夜时，帕蒂一直慷慨主动地为她照顾康妮，而卡罗尔也已经离不开帕蒂这个常常为她免费看护女儿的保姆。帕蒂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卡罗尔是如何回报她这一片好心的：她对帕蒂的女儿杰西卡不理不睬，却又对她的儿子乔伊太过亲热（“和咱们的小师奶杀手再亲上一个怎么样？”）。邻里间的派对上，卡罗尔穿着薄兮兮的上衣，脚踩酒吧女招待风格的高跟鞋，紧贴沃尔特站着，称赞他高超的房屋修缮技艺，无论沃尔特说了什么，卡罗尔都尖声笑个不停。但是，这么多年来，帕蒂对卡罗尔最差的评价也不过是单亲妈妈的日子不好过：如果卡罗尔有时候对她态度怪异，那也可能不过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自尊心不受伤害。
塞思·保尔森谈论帕蒂的次数稍稍超过了他老婆可以接受的频率，在塞思看来，伯格伦德夫妇是那种负疚感极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原谅所有人，这样才不会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内疚，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坦然享受自己的优越。塞思的理论有这样一个不合理之处：伯格伦德夫妇的处境并没有多么优越，他们唯一为人所知的资产不过是那栋房子，那还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改建出来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正如他的妻子梅里指出的那样，帕蒂并没有多么进步的思想，也绝对不是个女权主义者（成天待在家里，守着她的生日日历，烘焙那些活见鬼的生日甜点），而且似乎对政治十分反感：如果向她提起某次选举或者某位候选人，你会看到她努力强撑却终于无法维持那个平日里快快乐乐的自己，看到她变得烦躁不安，频繁点头，“是的，是的”个没完。梅里比帕蒂大十岁，看上去也不折不扣地老上十岁，早些年曾经是麦迪逊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狂热分子，如今却狂热地迷恋着博若莱新酿葡萄酒。有一次在晚餐派对上，塞思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提起帕蒂，梅里的脸红得像新酿葡萄酒，她宣称在帕蒂的种种友好行为背后，不存在什么更高的觉悟，也谈不上什么团结意识，更谈不上政治意义，既不具备可替换的结构，也和真正的社群主义毫不沾边，不过是旧时家庭主妇拿手的那一套伎俩，而且，老实说，在梅里看来，如果抓破那温柔和善的表面，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冷酷、自私、好胜的帕蒂，发现她其实是个里根分子；很明显，帕蒂真正在意的不过是她的孩子和房子——邻居、穷人、祖国、父母，甚至她的丈夫，都算不了什么。
毫无疑问，帕蒂十分疼爱她的儿子，尽管女儿杰西卡更能给父母长脸。小姑娘酷爱读书，关心野生动物，长笛吹得颇显天赋，足球场上的表现可称英勇，做起小保姆来也是大受欢迎，既没有漂亮到会损害她的道德的程度，却也足以赢得梅里·保尔森的称赞，然而乔伊才是那个帕蒂聊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孩子。她以那种欢快、信任、自我贬低的口气，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乔伊是如何不听从她和沃尔特的管教，细节充分，没有丝毫省略。虽然大多数故事都披着抱怨的外衣，但是没有人怀疑她对儿子的宠爱。她就像一个抱怨自己帅气而混账的男友的女人。仿佛可以被他伤害是一件令她骄傲的事，仿佛她希望这个世界对她的主要了解，甚至可以说唯一了解，就是她对这种伤害抱有多么开明的态度。
“他可真是个小浑蛋。”她这样告诉其他妈妈，当时正值冬季，长夜漫漫，打发孩子们睡觉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战争，乔伊坚持说他有权利像帕蒂和沃尔特一样晚睡。
“他大闹吗？哭吗？”其他妈妈问道。
“你开什么玩笑？”帕蒂说，“我倒希望他哭闹，小孩子哭闹再正常不过，而且哭一阵也就不哭了。”
“那他做了什么？”妈妈们问道。
“他从根本上质疑我们的权威。我们叫他关灯，他却坚持说，只要我们还没有关掉我们的灯，他也就用不着非得去睡觉，因为他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我向上帝发誓，准得就像时钟一样，每隔十五分钟——我发誓他肯定躺在那里盯着他的闹钟，每隔十五分钟就大喊：‘还没睡着！我还醒着呢！’带着轻蔑或者嘲讽的口气，感觉真是奇怪。我求沃尔特不要上当，可他不听我的，又是午夜十二点一刻，沃尔特站在乔伊黑漆漆的房间里，两人又开始讨论大人和小孩的区别，争执家庭应该是民主的，还是应该采用仁慈的独裁统治，直到最后还是我受不了了，你们知道的，躺在床上，抱怨着：‘别吵了，别吵了。’”
梅里·保尔森并不觉得帕蒂的故事多么有趣。深夜，她一边将晚餐派对上用过的餐具放入洗碗机，一边向塞思评论说，乔伊不懂大人和小孩的区别，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的妈妈似乎就搞不大清楚自已到底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她问塞思是否注意到了，在帕蒂的故事里，总是由沃尔特来管教孩子，就好像帕蒂只是个不需要负责任的旁观者，作为妈妈的任务不过就是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