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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喜欢篮球，”伊丽莎说，“篮球相当吸引人。”
“那么，你痛恨的并不是体育运动本身，听上去你真正痛恨的应该是学校的体育课。”
“你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
“好吧，管它呢。”
“是啊，管它呢，咱们俩要交个朋友吗？”
帕蒂笑了。“如果我说可以，不就正好验证了你刚才说我对还不怎么认识的陌生人不加防范的话吗？”
“听上去像是在拒绝我了。”
“咱们走着看好吗？”
“好。这主意听上去够小心，我喜欢。”
“看，你看，”帕蒂已经再次笑了起来，“我可没你想的那么不小心！”
自述人毫不怀疑，如果当日帕蒂的神智能更清醒些，且能稍稍用心关注一下周遭的世界，那么她就不会在大学篮球场上表现得那么出色。体育运动上的成功意味着参与者几乎总是脑袋空空。想要处于有利地位，由此看出伊丽莎的真实面目（即她的心理不怎么正常），那样只会搞砸她的比赛。你可不会因为对身边的每件小事都仔细思量一番而成为进球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的罚球手。
结果证明，伊丽莎不喜欢帕蒂的其他那些朋友，她甚至就没试过要和她们交朋友。她笼统地把她们称为“你的同性恋朋友”或者“那伙女同性恋”，尽管她们当中有一半是异性恋者。帕蒂很快就发觉自己生活在两个毫无交集的世界当中：一边是纯运动员世界，在这里，她度过了绝大部分时光，在这里，她宁愿错过心理学期中考试，也要赶去商店为扭了脚踝或因流感而卧床不起的队友配备一个爱心包裹；而另一边则是黑暗狭小的伊丽莎世界，一个她不必费力去做个好人的世界。两个世界唯一的接触点是威廉姆斯竞技场，当帕蒂在场上成功地转守为攻，随后轻松上篮或不看人传球时，如果此时伊丽莎正在场边观看，帕蒂会额外收获一份小小的骄傲和快乐。不过就连这个接触点也未能持久，因为随着与帕蒂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伊丽莎也就越来越不记得她曾经多么为篮球着迷。
帕蒂向来有很多朋友，却从未有过格外亲密的。练球结束后看到伊丽莎等在体育馆外，这让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她知道那将是一个增长见识的夜晚。伊丽莎会带她去看有字幕的电影，让她仔细聆听帕蒂·史密斯的唱片（“真高兴，你和我最喜欢的歌手同名。”她说，完全忽略了两个名字的拼写并不一致，＇12＇而且帕蒂证件上的名字其实是帕特里夏。乔伊斯为女儿取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帕蒂却觉得难为情说不出口），还将自己收藏的丹妮斯·莱维托芙和弗兰克·奥哈拉的诗集借给她。当篮球队以八胜十一负的成绩在第一轮比赛中被淘汰出局之后（尽管帕蒂得了十四分，还有无数次的助攻），伊丽莎也教她真真正正地喜欢上了保罗马森夏布利酒。
伊丽莎如何度过她剩余的空闲时间，这或多或少是个谜。她的生活中似乎有那么几个“男人”（也就是男学生），有时她会提起她听过的音乐会，但当帕蒂对这些音乐会表示好奇的时候，伊丽莎却说帕蒂必须先听完自己为她制作的所有混录磁带；而帕蒂不怎么能消化那些磁带。她确实喜欢帕蒂·史密斯，这位歌手似乎理解她在被强奸后那个早上在浴室中的感受，但是，比如说，地下丝绒乐队的歌则让她感到孤独。有一次，她向伊丽莎坦承她最喜欢的乐队是老鹰乐队，伊丽莎说：“这没什么不对的，老鹰乐队很棒。”但是你在伊丽莎的宿舍里绝对看不到一张老鹰乐队的唱片。
伊丽莎的父母是双子城鼎鼎有名的心理咨询师，住在富人成堆的威札塔，她还有个哥哥，是巴德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被她说成是个怪人。当帕蒂问“哪方面怪？”时，伊丽莎回答说：“哪方面都怪。”伊丽莎在当地换了三所学校才拼拼凑凑地完成了她的高中教育，之后入读明尼苏达大学，因为如果她不再上学，父母就拒绝给她钱花。她和帕蒂都是B等生，不过这两个B的来历并不一样：帕蒂是每门功课都拿B，而伊丽莎的英语成绩是A＋，其他科目则一律是D。除了篮球，伊丽莎为人所知的兴趣就只有诗歌和寻欢作乐。
伊丽莎决心要让帕蒂试试大麻，但帕蒂极其注意保护她的肺，这也是大麻巧克力蛋糕那件事发生的缘由。她们开着伊丽莎的大众甲壳虫，来到她在威札塔的家，房子里摆满了非洲雕像，而她父母都出去参加一个周末会议去了。她们原本打算照着茱莉亚·查尔德的菜谱准备一顿像样的晚餐，但两人都喝多了酒，没能做成，最终用饼干和乳酪对付了一顿，还做了巧克力蛋糕，吞下了数量必然相当可观的大麻。在之后昏昏沉沉的十六个小时里，帕蒂的部分自我在想着：“我绝不会再碰大麻。”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破坏了训练，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的训练状态，那真是一种非常孤独绝望的感觉。同时她有些害怕伊丽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伊丽莎有种古怪的迷恋，因此，一动不动地坐着、克制自己就变得无比重要起来，免得发现自己是个双性恋者。伊丽莎不断问她感觉如何，她则不断地回答：“我没事，谢谢你。”这样的对话每次都让她们自己觉得很好笑。听着“地下丝绒”的歌，帕蒂对这个乐队的理解深刻了许多，这是一个非常色情的乐队组合，他们的靡靡之音正好表达出她此刻身处威札塔、在一堆非洲面具包围下的感受，这种契合让她觉得舒服。清醒些时，她欣慰地意识到即使在最恍惚的时候，她也设法控制住了自己，而伊丽莎也没有触摸她：和同性恋沾边的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帕蒂对伊丽莎的父母感到好奇，想留下来见见他们，但伊丽莎坚持认为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他们是彼此的终生爱人，”她说，“无论做什么事，他们都在一起。他们在同一间套房中设有情侣办公室，共同撰写所有的论著，还一起在会议上发言。由于必须为病人保密，他们从不在家里谈论工作。他们甚至有一辆双座自行车。”
“所以？”
“所以他们是一对怪物，你不会喜欢他们的，然后你也不会再喜欢我。”
“我父母也不怎么样。”帕蒂说。
“相信我，这和你家的情形不一样。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开着甲壳虫回城的路上，当明尼苏达并不温暖的春日阳光被抛在身后，她们有了第一次类似于吵架的经历。
“夏天你必须留在这里，”伊丽莎说，“你不能离开。”
“这可不怎么现实，”帕蒂说，“我爸爸等着我去他的事务所打工，而且七月份我还要去葛底斯堡。”
“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然后直接去葛底斯堡集训呢？我们可以自己找工作，你还能每天去体育馆。”
“我必须回家。”
“但是为什么？你讨厌那个家。”
“如果留在这里，我会每晚都喝酒的。”
“不，你不会。我们可以定下严格的规矩。你想要什么规矩我们就定什么规矩。”
“秋天我就回来了。”
“那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住吗？”
“不行，我已经答应住进凯茜的宿舍了。”
“你可以告诉她计划变了。”
“我不能那么做。”
“这太疯狂了！我几乎没机会和你见面！”
“我见你的时间比见任何人的时间都要多。我喜欢和你见面。”
“那么今年夏天你为什么不肯留在这里呢？你不相信我吗？”
“我为什么会不相信你？”
“我不知道。我只是搞不懂，为什么你宁愿为你爸打工。他没有照顾好你，没能好好地保护你，而我会。他没有最大限度地为你着想，可我会这样做。”
的确，一想到回家，帕蒂就觉得情绪低落，但是，为了大麻巧克力蛋糕而惩罚自己似乎也是必须的。她爸爸也一直在试图调和与她的关系：他寄来手写的书信（“我们想念网球场上的你”），让帕蒂开奶奶的旧车，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已经不该再开车了。离家一年后，帕蒂开始感到后悔，后悔自己对父亲太过冷淡。或许她做错了？所以，那个夏天她回了家，结果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她每晚看电视到午夜，早上七点起床，出去跑上五英里，然后一整天都泡在法律资料当中，将里面的人名用彩色笔标出来，同时也盼着当天的邮件——通常都会包含一封伊丽莎用打字机打出的长长的来信，告诉帕蒂她有多想念她，还讲了很多有关那位“好色的”剧院老板的故事（她在他那家专门放映经典老电影的剧院卖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