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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索博利竭力拖延时间，避而不谈正题。
但古罗夫太疲倦了，想去睡觉，因此单刀直入地问道：
“照你看来，维尔丁对你信任到什么程度？”
“我跟他不久前吵了一架，但在吵架之前他也不相信我。有时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一个垫背的。”
“不像话。但恐怕的确是这样。你一向是刑事侦查局十分得力的一名侦查员，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你知道他策划了一个案件诬陷了一个车臣青年，那青年人要被枪决吗？”
“我有这种猜测，维尔丁对我只字未提。但根据他布置工作的情况，情报部门已逐渐明白他的意图，不过我仍然蒙在鼓里。”
“他想把罪责推到咱们头上，说是我们俄罗斯人爆炸了公共汽车、炸死了孩子，却诬陷一个车臣人搞恐怖活动，并且枪毙了这个车臣人。”
“狗东西！”索博利把酒杯斟满，说道：“请原谅。”说着一饮而尽。
“格罗兹尼已经媾和，但维尔丁手中仍然掌握着火种。然而总统生了病，切尔诺梅尔金今天则不会签字拒绝特赦，因为这样做很不合时宜，再说这也不是总理的职责。可是维尔丁等不及。应当了解他会采取什么行动。”
“不管怎么说，他总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计划，”索博利答道。
“必须查明请求特赦的呈文放在哪个公文夹里，在谁的保险柜里，这个保险柜又放在哪儿。”
“你打算偷出来不成？”索博利笑了一笑。
“不，只不过严密监视那件公文通过什么途径从主管官员的保险柜传到典狱长的办公室。”
“判决在哪儿执行？怎样执行？”索博利问道。
“鬼知道！”古罗夫撒了个谎。典狱长曾对密探讲过公文如何传递，讲过判决执行的整个顺序，直至最后开枪。
“恐怕我跟他最近谈过那一次以后维尔丁会跟我断绝往来，”索博利说道。
“那你就把自尊心放到一边，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古罗夫已经迫使牢房里那个眼线招供，快要搞到你头上了。”
“类似的话我已经对他讲过了。”索博利又匆匆干了一杯。“有一点我弄不明白，我怎么变得这么混帐。”
“可你当时是被人家抛出来的！”古罗夫提高了嗓音说。“你以为我不记得那件事？所有的人都陷入那件肮脏勾当，你只不过稍微沾了一点边，可是你的上司不是公正地分清罪责，而是一古脑儿推到你头上。你别撕身上的衬衣，你并没有出卖任何人，你挺身掩护了几位满身臭狗屎的将军。”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自己的过错。我本来就该辞职不干。那么维尔丁怎么办？尽管我跟他吵了一顿，但收尾的话是我说的。有什么消息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极了！你打电话给这个……告诉他古罗夫在施加压力，要会见那个眼线，可是你把他藏了起来。把你的公文包亮给他看，就说你没有立任何字据，只是跟别的侦查员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对双方有利，但没有告诉领导，因此要共担风险。市场经济嘛，你给我好处，我也给你好处。你说你打算把古罗夫上校的意图告诉他维尔丁，但也不能白白告诉。你这儿有一位将军，愿意对有益的事情助一臂之力。但你必须知道为这件好事提供资金的人的名字，否则没法跟将军谈。就像做大买卖订契约一样，得有互相担保之类的条件。他要是不愿意，那就让他滚开。你提出这条建议，维尔丁这种人准会动心。万一他提到他手上掌握着有损于你索博利上校名誉的材料，你就淡淡地回答说：这个问题你跟领导已经谈过了，你们的结论是：看看是什么人写这种材料，是正经人就不去碰他们，你们只找那些寻常的刑事犯罪分子，那些人会高高兴兴地打维尔丁中校的耳光，要是冲动起来说不定还会打断他几根肋骨。”
“此话当真？”索博利简直惊呆了。
“一点不假，”古罗夫耸了耸肩，“我甚至不用找任何人。我跟斯坦尼斯拉夫会亲自动手，痛痛快快揍他一顿。”
第十二章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子边，什么事也不干。他把台历移到自己面前，台历一天一页，他在上面记着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该给谁打电话。今天这一页写的、并加了着重号的头两个字是“会议”。这次会议由第一副部长主持，奥尔洛夫刚从会场回来。
出席会议的有几位副部长和各总局局长。奥尔洛夫本来打算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内容是干部的重新配置，上至部里，下至各总局、各管理局等等，直至区民警分局，他认为这项建议是完全必要的。他服务的年限太久了，早已没有天真的想法，他明白这项建议多半会遭到否定，因为假如建议付诸实施，那就意味着大大降低领导人的工资，把资金下拨到基层工作单位，直至一般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身上。
奥尔洛夫以他领导的总局为基础，从自己开始往下论证，认为给工作人员加算工资的一套办法起不到好的效果，因为到头来民警的主力——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收入太少，尽管基本的和最吃力的工作正是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干的。
他刚参加民警工作时（那些岁月已经没有人记得了），莫斯科刑侦局里人们就在议论这个话题。不止一次有人起草一些革命性的决定，其结果总是将军锦上添花，又分得肥腻腻的一块，而尉官得到的残羹剩饭则微乎其微。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当时的莫斯科人，如果允许的话也包括新闻界，都断言民警机关总在要钱。他们确实要了钱，但并未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用于技术装备。而对工资待遇则要求拉平一些，希望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比例失调状况。
人们无休止地谈论这个话题。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出现新的部门和总局，相应地来了一些新的上校和将军，而这些人通常都不熟悉民警工作。但大家都喜欢宽敞的办公室、专用汽车和专用电话，都醉心于崇拜名位。
年复一年，奥尔洛夫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民警机关要么整肃自己的队伍，变成一支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样在工作人员中就会重新产生友谊、同志关系和精神上的平等；要么就让局势变得无法无天，让各种犯罪团伙的大小头目主宰社会。诚然，民警是一个军事组织，上司的命令就是法律，然而考虑到这支军队必须日日夜夜、实际上是一辈子进行战斗，那么对它的领导人来说，单是肩章上多一颗星是不够的。
奥尔洛夫明白他的想法是根本不得人心的，但他仍然对自己的报告作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将军该开始作报告了，当第一副部长宣布开会以后，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扣好风纪扣，正准备站起来，没想到有个出席会议的人开口说：
“别急嘛，咱们有的是时间，待会儿再谈公务和盗匪。您觉得科尔夏诺夫这人怎么样？这位威严的将军总是干得满头大汗，还胡说八道，说他的主要武器不在于文件，而在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
“在总统身边呆了十一年，听得多也见得多，让他的仇人发抖去吧！”另一位将军呵呵大笑。
“那人挺走运——头脑简单，他以为会有哪个侦查员去听那些宫廷的流言。”
“证据就是证据，流言终归是流言，不论是在小啤酒店还是在总统的接待室里。”
与会者把今天的议事日程，把刑侦总局局长的报告忘得一干二净，开始热烈议论近几天发生的事，判断某人所说的事情有哪些正在得到证实，有哪些尚未证实，检察机关是否会进行调查，抑或到头来那只不过是报刊电视报道的一桩丑闻。
周围的人说的这些事有一大半将军都听不懂，他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姓名是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一个又一个演说家提到某一次电视采访，将军要么没有看过，要么不记得。
奥尔洛夫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他的报告已经迟了很多年了，犯罪团伙的头目们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眼下已经毫无办法了。该上的火车开走了。要长出庄稼，首先得清除杂草。而且应当从他奥尔洛夫将军开始，因为他就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这番胡言乱语，既没有用拳头捶桌子、大声叫喊，也没有因心脏病发作而倒下来，只不过默默无言地听着。
奥尔洛夫吃力地站起来，拿起公文夹，步履蹒跚地朝出口走去。
开始时谁也没有注意他，随后有个人关切地问道：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不舒服么？”
他点了点头，揉了揉将军服的左边；他完全明白自己是个装病的懦夫，走了出去。
此刻他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