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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言要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条约，此时，尼克松的反应是派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带了一封致阮文绍的信前去西贡，内容实际是要他免开尊口，这一点已足以表明美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决心了。
基辛格随即挟着装有新建议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开湾之间。1月底，当两个谈判者在42个月中举行第24轮会谈时，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计将还需两天的讨价还价，但是最后的谅解仅在四小时内便达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饭店墙上挂着丝绒的大会议厅里，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结束；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广播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们大家都老了几岁”）。尼克松总统带领全国做祷告，大力赞扬“在各国历史上最无私的事业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万美国人。他宣称，他取得了“光荣的和平”。
但光荣二字实在无从说起。基辛格很明白这一点。在向报界发表的经过深思的简单谈话中，他说：“到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痛苦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或者说只有他最有远见。”他根本没提什么光荣，或英勇，或荣誉或任何其他与这场冲突毫不相干的有关武功的辞藻。他说：“在医治印度支那的创伤的同时，我们可以着手医治美国的创伤。”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正是当时美国的问题。美国在阵亡大约4。6万人、受伤30万人和花费了1100亿元之后，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一种精神上的沉疴。在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电视的发达，他称世界是个小村庄。——译者】里，要使一个遥远的国度成为废墟，而又不使美国遭受严重创伤，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继续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为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因而已经堕落成街头的混乱了。赖斯顿就停火一事写道：“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美国人对权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这不仅包括对政府行政权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对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权威的尊重……美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或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尾声 余音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兴高采烈的作伪证的人的包围中，为他第二次就任总统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期三天，耗资四百万元，由少年得志的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导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职演说，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对广大世界作出承诺，与其说是答应本届政府打算做些什么，不如说是它将不做些什么。十二年前，同属这一代的另一位总统曾发誓说：“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承受任何困难来支持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松则宣称：“当年美国把其他各国的冲突都看作是自己的冲突，或者指点其他国家应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他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来结束过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尼克松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问，政府将为我做些什么，却问问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他为了说话效果，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几个街区以外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一群青年在齐声喊着：“杀人凶手！”“马上滚蛋！”“结束种族主义！”
一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妇女对《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恶心，真叫人恶心！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治治这些小伙子。”这样做确是很不合礼节。可是反示威活动也和反文化运动一样，表明美国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对这类行动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的确找不到有效办法能制止不同政见。倘若有的话，马格鲁德和他的主子一定会首先使用了。当时呐喊的那些人——总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激烈分子和毛派进步劳工党的成员组成——是该周周末在华盛顿活动的示威群众中人数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议者。他们扛着一具极为难着的模拟像——一只纸糊的十尺长的耗子，头象是尼克松，嘴里叼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布娃娃。这使得平常不轻易干涉的特区警察也难以容忍了。他们把模拟像没收了去。然而除这批人外，在那次就职话动中唯一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把华盛顿纪念塔周围的国旗都降了下来，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庄严的抗议是头一天晚上9点，在威斯康星大道的华盛顿大教堂里举行的。教长弗朗西斯·塞尔和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分别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一个在当地拼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以安详、深沉的调子演奏了海顿的《战时弥撒》，铜鼓声频，结尾呼吁：《给我们和平》与之唱对台戏的是，尤金·奥曼迪和他所指挥的费城管弦乐队正在华盛顿另一头演奏柴可夫斯基雄伟奔放的《一八一二年前奏曲》，向总统致敬。奥曼迪的管弦乐队中有十六位乐师请了假，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演奏有失身分。也许由于他们的不在，倒是减少了对尼克松的生命的威胁。尽管如此，在特工人员的请求下，前奏曲高潮的鸣空炮仍然取消了。这是尼克松执政以来，特工人员提出的一次不那么费钱的建议。
当晚，对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向白宫一名警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阐述了他们的见解。菲利普·贝里根神甫在白宫外面人行道上演了一出粗糙的活报剧，以表明当局如何虐待那些敢于说出反对意见的人。贝里根假装以粗暴手段来对付一个举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