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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麦卡锡办公室里的故弄玄虚的小动作——说他在电话中和人谈话时用一支铅笔敲打话筒，“使得窃听器的磁针失去作用，”然后在谈话——这个电话显然是故意打给来访的记者看的——快将结束之前，紧拿着听筒，喃喃地说：“是的，是的，我听到了，但我不能讲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真在那个家伙身上找到贼赃啦？真的？那么好，我告诉你。就把这一点找个机会好象很偶然地告诉第一号，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好吗？好，我以后再和你联系。”
沃尔特·李普曼谈到这位参议员蛊惑人心的伎俩对国务卿的不利影响时说，“没有哪个在国外代表我国政府处理大事的美国官员，在国内受到这样严重的损害。甚至1918年的威尔逊也未遇过这种情况。”许多老牌自由派报刊诸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在麦卡锡发动进攻的第一年中保持出奇的缄默。但《华盛顿邮报》却每一步都顶住他。《纽约时报》和《圣路易快报》也是如此。《时代》周刊一直揪住他不放。对在这场战斗的两方说来，可能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笔名“赫布洛克”）的一幅作品。赫伯特·布洛克为这个时期创造了一个新的名字。他画了一幅画，十只溅满泥浆的水桶，摇摇幌幌地支撑着一大圆桶泥浆，桶上写着几个大字“麦卡锡主义”。
可是这位参议员和他的卑鄙无耻的支持者，看来好象总是取得上风。李普曼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同麦卡锡对美国多数党的攻击相比，就黯然逊色。麦卡锡说：“民主党的标签现在成了那些……听从卖国贼指使的男男女女的私产了……这些男女佩戴的那个政治标签是由一个名叫杜鲁门的白痴缝缀上去的，它已被一个名叫艾奇逊的骗子所腐蚀，被一个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红色屎尿所败坏。”连赫布洛克那一有力的贡献，也倒过头来给他们利用了。富尔顿·刘易斯告诉他的听众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而参议员本人对威斯康星州的听众发表讲话时则说：“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美国共产党人厄尔·白劳德在1936年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所有这些高喊口号和破口辱骂本来不会发生多大作用的，但是麦卡锡已经在美国基层中点了一把火，所以情况就不相同了。尽管他的西洋镜已经拆穿，尽管别的参议员们把他的指控一个个粉碎，把他的谎言一个个揭穿，使他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是咧着嘴笑），但是全国支持他的人还是与日俱增，态度更加强硬。这个迹象是不容置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不断地发现，有百分之五十的公众“赞同”参议员麦卡锡，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对美国有利。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不赞同他，而且还有百分之二十一根本不表示意见。那些后来随同麦卡锡到各地竞选旅行的记者，见他受到这样赞扬，感到非常惊奇。而在国会山上那些怀疑他们的报导的记者，也发现一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就是每天早上麦卡锡收到邮件时，也会收到一大堆折皱的钞票和零角子。
麦卡锡把这些钱进行大豆期货的买卖，而他的共和党伙伴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他也改变了看法。现在惠里开始搂着乔的结实的肩膀，表示亲热。威廉·詹纳请他和自己一起拍了张照片。霍默·弗格森则把自己掌握的颠覆分子名单和他交换。欧文·布鲁斯特和卡尔·蒙特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工作班子让给他使用。泰丁斯委员会里的一个成员希肯卢珀，也开始站到这位正在酣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一边，大卖力气了。在众院方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还就麦卡姆一个最荒谬无稽的指控举行听证会，那就是“同性爱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麦卡锡说这是苏联一项阴谋，目的是“引诱国务院的女职员过同性爱的生活”。最后，连共和党保守派的擎天柱也倒了下来。对罗伯特·塔夫脱说来，要是又再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党卖国贼，而这个人对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影响又象希斯对新政那样的影响，那怎么了得。这位守正不阿的典范人物宣布，“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看来，乔·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有理由的。”他接着对麦卡锡说：“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试第二件！”好象乔还要别人指点他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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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这个变戏法的魔术师的袋里似乎己经空空如也，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但是接着麦卡锡又耍了一套前所未闻的把戏。他对泰丁斯那个委员会说，他就要把那个“苏联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点出来。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麦卡锡若无其事地表示，他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件事并无神秘可言”，他说“其实所有材料都已记录在案，还有物证。”事实上确是记录在案的。原来他讲的那个欧文·拉铁摩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他当时在阿富汗内地。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他曾经在远东事务方面向政府提过咨询性意见。他就蒋介石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的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触怒了院外援华集团的人，特别是科尔伯格。有关拉铁摩尔的一切情况，国会的人都一清二楚。尽管这样，麦卡锡还是对那个持怀疑志度的泰丁斯说，拉铁摩尔“肯定是一个间谍，”有关他的档案是“爆炸性的”。他还说：“如果你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第二天，他把这一切公诸新闻界，只不过还没点拉铁摩尔的名罢了。他说：“我想在这案上押下孤注。如果我错了，我想小组委员会就完全有理由不必认真考虑我提出的其它案件。”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这个人是个超级间谍，“在国务院的间谍网中，他是阿尔杰·希斯的上司。”
这事发生在星期二。到了那周周末，在参院记者席上，就有愈来愈多人议论拉铁摩尔了。3月26日星期天，德鲁·皮尔逊把这消息发表在报上了。与此同时，麦卡锡却突然消踪匿迹，好一会儿不露面。回来以后，他却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指控。拉铁摩尔在阿富汗接到要他回来的通知后，就发话回来说他绝不是俄国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他要飞回国内就这问题澄清误解。可是麦卡锡也开始说，他也被人误解了。接着那个星期四，他在参议院说：“在拉铁摩尔案件中，我也许太强调他是否是间谍这个问题了。”他的意思本来是说这个教授是“我国远东政策的总设计师。”麦卡锡说：“这个人是一个制订政策的危险人物，”然后又说：“我认为你可以向几乎任何一个学童问问，谁是远东政策的制订者呢？而他都会这样回答，‘是欧文·拉铁摩尔’。”在记音席上的记者，本来还想了解这位并不十分著名的教授的情况，这时都哄堂大笑起来。
4月6日拉铁摩尔在强弧光灯照射下在委员会作证。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参院会议厅的人群，是九年以来最多的一次，而那次是温德尔·威尔基到这里表示同意租借法案。当时参院以三百一十七票对七十一票，通过租借法案。孤立主义者反对这法案。威尔基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他反对孤立主义者，赞成这个法案。——译者】他们听到了这位作证人对每条指控都加以否认。他拿出蒋介石和蒋夫人给他的个人信件，说明他们十分感激他的工作。这时泰丁斯也宣布，委员会里有四位委员研究过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并没有发现他有颠覆活动的罪证。听众向拉铁摩尔热烈鼓掌，他就离场了。四天以后，麦卡锡带来了一个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他以前是《工人日报》的一位编辑主任，他依法起誓以后说，1944年党内领导他的上级人员要他“将欧文·拉铁摩尔看成是个共产党人。”
于是右翼的参议员们都大声喝采。他们洋洋得意地说你看，不是吗，乔证实他是间谍了，布登兹就是拉铁摩尔的惠特克·钱伯斯。有两个保守派的新闻记者一时也上了当。威廉·怀特报导时说，有人“正式通知”布登兹，说拉铁摩尔是个卖国贼。而阿瑟·克劳克则评论说，“许多头脑公正的人”正在改变对麦卡锡的看法。可是他们并没有让这些人改变多久，拉铁摩尔的律师阿贝·福塔斯和保罗·波特对布登兹进行了一次反诘盘问，使他原形毕露。他承认，他在联邦调查局对他审查的四年中，已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