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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成了1895年出现畅销书目以来的一本最最畅销书了。斯波克书中有一节专讲他所谓的“听之任之”。他写道：“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来教养孩子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他们应当谨记：“过去医生们总是再三要父母们不要纵容孩子，现在则劝告他们不但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而且还要考虑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时代”于是开始。
从很多方面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比尔·莫尔丁在他的连载漫画《在前线》之后，又发表了漫画《归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当上爸爸的一边抱着蔬菜，一边推着孩子坐的小车，旁边一个穿着军服的中士问他：“威利，做个自由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复员军人觉得好极了。有些妇女杂志开始发现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当上爸爸的自告奋勇去调奶粉，半夜两点负责喂奶，连尿布也亲自动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还要过15年才有）。但随着新的家庭电器设备陆续上市，这些家务就较易处理了（切肉还未有电刀，但磨刀有了电磨，切肉就不费劲了；安在墙上的吸尘器也还未出现，但真空吸尘器已经较轻便，较好使用了）。如果年轻夫妇要到餐馆去进膳，或者看一场电影，邻居的大女孩会很乐意过来照顾婴孩，给她一点钱便可以（每小时给两角五分，便算颇为大方）。总之，这些新家庭既不单调乏味，又无繁重劳动。惟一的问题是房子难找而已。
战后出现的房荒问题，是直接由于婴孩出生多和“我们要回家”运动所带来的迅速复员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陆军一个月复员近100万人，海军又有25万人，复员军人如此之多，简直是无法容纳。美国最低限度要有500万户房子，而且要马上解决。很显然要求建筑业解决是不可能的。战时管制刚取消，劳动力和物资就立即用到工业建设上去了。从战胜日本到圣诞节这段期间，破土动工的房子只有3。7万幢。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房屋最高限价和授权他将全国建筑物资的半数用在营建廉价房子上去（每幢1万元或不到1万元）。建筑业派出得力的说客到国会游说，使法案无法通过。但参议院同意将7。5万所战时临时建筑物，转给复员军人们使用。政府也将一些集体宿舍改装修建，安置了1。1万户新婚士兵，到了冬风日益凛冽，又有1。4万户挤进了腾出来的陆军营房。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还有百万多户是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在寒风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战时出生的婴孩，在汽车里过了七个晚上。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公寓登了个出租广告，要租的竟达2000人。这个市的头面人物为此不安，出钱给复员军人买了100部活动住房拖车。不论大小城市，都可以见到这些拖车密集成群，校园里面尤其如此。密苏里州大学在校园内挨家挨户去进行调查，把一切能腾出来的地方，都留给密苏里的学生住，并去函别州对申请入学的学生说：尽管他们具备入学条件，但没有房子容纳他们。北达科他州的复员军人则把粮仓改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乐队为克利夫兰市义务演出，请听众们把房间让出来出租。尽管这样，房子还是远远不够。大家都说房东们冷漠无情，莫尔丁对此至为愤慨——他的愤懑继续是他的一代的情绪的指标。他在一幅漫画中发泄他的感情，画了一对复员军人夫妇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肥胖的声势汹汹的女房东争论。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个女房东说：“看来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不了解我们的困难。”
房荒闹得最厉害时，任何一对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夫妇都有很多难堪的遭遇。他们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个牧童歌手出身的参议员格伦·泰勒。他是靠弹得一手好班卓琴，被爱达荷州人民选进参议院的。他带着他的妻儿和孩子，站在国会山上的石阶前，如泣如诉地唱道：
『噢，让我有个家靠近国会大厅，
让孩子们在院子里可以玩耍！
一两个房间、哪怕旧点也罢，
唉，我们总找不到地方安家！』
美国迫切需要来个十年规划，每年要建造150万户的居住面积，在此以前看来只好暂时靠帐篷解决了。尽管建筑工业游说国会的力量强大，可以阻挠政府的庞大计划的通过，但他们用那套一块一块砖的砌法来盖房子，价钱太贵，进度太慢，单靠他们是完成不了的。总得找个办法解决。到了1949年初，有些人就创造了在工厂预制构件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了。战时有人创造生产奇迹，而他们则是在和平时期创造生产奇迹。这个建筑行业的亨利·J·凯泽，就是新创建的莱维特父子公司。威廉·莱维特在长岛的纳索县里买了一块1500英亩马铃薯地。从对战后生活的影响来说，这件事和杜蒙公司创制的七英寸电视机，和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创制的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可说有同样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所谓郊区的概念，追溯起来，就是从这块土地开始的。有些人瞧不起这第一座莱维特镇。但他们无法理解当时搬进去的人是怎样感激满意的。莱维特不用出布告，也不花钱去搞广告，人们奔走相告，就已经够了。1949年3月7日，他那并不华丽的营业部在寒风萧瑟的早上开门营业时，就有一千多对夫妇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已经等了四天四夜，喝点咖啡吃些炸油饼当饭。营业部的门一开，就像俄克拉何马州1889年抢购土地时的情景一样。那些现在称为“青年夫妇”的都你挤我拥，想争先在第一批以6990元的代价，买到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如果包括手续费、绿化和厨房电器设备在内，还不到1万元。
莱维特盖房子，就像凯泽造船一样，是用生产线的流水作业进行的。第一批一下子就是1。75万家，每家都是同一个式样。一声号令，一排接一排的推土机就向前推进，红旗一挥，它们就拐弯。后面接踵而来的就负责铺上混凝土地面，跟着电工就来竖街灯柱，工人就来挂上路牌。接着，就把每个屋子地段划分好。一队队的汽车就在已经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滚滚而来。上午8时卸下预制的墙板，9时半卸下抽水马桶，10时卸下水池子和浴盆，10时3刻卸下灰泥板，11时卸下地板。就是这样流水作业。整个镇都没有一个手锯，莱维特公司的木工用的都是电动用具。他们用喷漆枪喷墙，最初一批房子的所谓“颜色设计”，不过是两种深浅不同的颜色。按照他的计算，认为建一座可供两千户用的游泳池，占用的面积和一座网球场一样。于是他就下令建八个游泳池，取消所有网球场。一切都只能是一个模样。星期一规定为洗衣日，那天在1。75万个后院内，都挂满了洗好的衣服。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星期天挂晒衣服。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