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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像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毛泽东亲自去搀扶他们下车，上台阶，这些民主革命的前辈也都无一例外竖大拇指，夸耀“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主席比”……
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可能滋长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24箱苹果。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些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匀称。问题是每个苹累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那字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便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爆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这种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吗？恐怕比“芒果”要拾得更高，供奉如神灵。、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去登山，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抬上山。抬上山的只能是别人。”家长制”和“一言堂”情况的发生，责任不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头上。毕竟，山呼万岁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刚才讲的吃苹果是一个例子。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竖铜像。称之为“只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说句不恰当的辩护话：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终于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下发展，悲剧就会产生。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像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隔着口罩认出戴着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拥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振聋发喷。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作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只是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武汉乘船到南京。陈毅和张爱萍从上海赶到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南京住了两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上海。潘汉年被捉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只是事后听人汇报。说潘汉年给敌人透了消息，材料是公安部搞的，说潘汉年历史有问题。毛泽东到南京后，敌人估计毛泽东该到上海了。算定日子轰炸了上海。毛泽东只是在潘汉年被捉起来以后才知道这些事。
此后，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是中央的决定。怕飞机失事。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面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毛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但必须戴着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大枯躁，大没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这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也许我这个比喻不太恬当。
毛泽东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需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呵！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当时饭馆不到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姓了的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
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作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的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的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自从”毛主席”与“万岁”成为不可分割的词组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喊毛主席就必然有万岁，喊万岁就必然有毛主席。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尽管其中许多人想见却没见到毛泽东。这种欢呼场面同我在陕北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者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有各自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特色，表现是的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嘛。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像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
从上午一点多到下午五点多，我们被包围了六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气将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夭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七筐半。
在北戴河，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