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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正的成就感。令人沮丧的是，第一次会议的前夜，东方队打电话给章明基，说如果我，一个老外，参加会议，他们就拒绝谈判。谈判队伍最后是章明基、姚明妈妈、一个律师和陆浩（根据中国篮协规定我们聘用的中国经纪人）。章明基找出各种借口离开会议室，用手机给在酒店的我打电话。我在中国的第一周，东方队就当我不存在。
但那一周也并不乏味，火箭派的特使几天前到了。他们特地来向中国官员当面表示对姚明的兴趣。我第一次到中国，经过疯狂的飞行到达酒店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戈德堡。
“我们遇到问题，”他说，“你现在快下来。”
我去了他的房间，就在大堂往里走的位置，他告诉我他们的矫型医生刚看过姚明脚X光片。“他的脚全坏了，”戈德堡说，“他永远都没法打NBA。我们不能选他。”
公牛的医生测试前在Berto中心检查过姚明，报告交给NBA，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
他们告诉我姚明的脚踝骨曾受压断裂，但已经愈合，其他没什么问题。“提交给NBA的报告说他没问题，”我说。
“我们看过报告，”戈德堡说，“但我们的整型医生对X光的判断非常不同。你送他去香港检查脚，那是我们选他的唯一可能。”
中国方面不会同意姚明去香港，我和章明基也不想让姚明再反复去检查。讨论后，我们同意在北京检查。我们一边跟医院联系，让姚明悄悄溜进医院检查，让火箭去北京，一边找到公牛的医生，告诉他休斯顿医生的话。
“我看过的NBA球员的脚多着呢，”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个NBA中心看看他们的X光片，很多人的脚你看了都会说，‘这个家伙会有问题’或者‘我不知道会怎样’。我看过比姚明更糟糕的脚，他们都有很长的NBA职业生涯。”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NBA的体检确实还不完善。他们拍了X光片，看到一个疾患点，没有去刨根问底搞清楚。我们的医生看了X光片，“嘿，你这是在冒险。”于是我们就乘飞机去找一位国内顶尖的整形外科医生。
此前我飞到了韩国办另一件事，之后再回到中国。但碰到了问题———我上次是用单次入境签证进入中国的，现在我身处韩国，又是星期六，美国领事馆不办公，而我必须星期天早上到北京。我只好硬着头皮买了张票。我出示护照，他们发现签证无效。最后我说服他们让我走，但得与航班签个保证：如果到中国，出入境管理处把我遣送回来的话，我必须支付返回的全额机票。
到了北京，通过海关检查时，他们看了我的护照说，“你必须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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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一波三折的谈判（6）
我说，“我是休斯顿火箭队的，来带姚明去NBA。”然后我向他们出示了观看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时与他的合影。这其实是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一下子，很多官员聚过来看照片。他们说了很多，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他们说，“好吧，我们给你一个新的签证。
”我跟到办公室，他们给我拍了照后就让我入境了。我也得给他们100美元。我的看法是，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有时关键不在你知道什么，关键在于跟谁认识。
我们用辆小车接姚明去医院，他得挤着进去，但却没有一句怨言。检查进行了几个小时。检查结果一切都好。在等结果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跟妻子和孩子通话。我转过来对姚明说，“你是否不介意和我儿子说两句？”我不想强迫，而且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英语很敏感。但他说，“好啊。”他跟我儿子聊了十到十五分钟。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不去考虑什么篮球、媒体、国际影响等等———他首先是一个好孩子。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我与东方队的最后一份合同2002年12月31号到期。如果没有球队选我，按照NBA的规则，我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做任何事，能够选择在任何球队打球。但我想，这样做对东方队不公平。我想感谢他们让我成长为好篮球手，我想让他们为此得到回报。
与东方队的合同并不是让我留在中国的唯一合同。在美国，你可以坐等3个月过去，合同期满，然后离开，想和谁签约都行。中国事情不是那样的。球队对球员有控制权，除非球队领导决定不再要这名球员———这时他若能找到球队就可以自由签约。
我和东方队签了约，跟上海体委还另有一份合约，约定在全运会上为上海队打球。全运会4年一次，打了一次，再另签一份合同打下次。我的跟上海体委的第一份合同是1997年签的，第二份是2001夏季签的，关于打2005年全运会。合同只是约定打全运会，不涉及中间的年份，但还是控制我那些年里是否离开中国。如果他们说我可以离开，那么我就可以去别的地方打球，只要第4年回来就行。但如果他们说某方面有问题，我不能离开，那我就得整整4年呆在国内，即使3年没比赛可打。东方队和上海体委是一体的，如果东方队不让我走，我跟他们有没有合约都没关系。上海体委可以用他们的合同帮东方队，把我留在国内。
总而言之，必须他们表态说不再需要我，我才能到其它球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假如我代表东方队谈判，我会让谈判躲开公众的视线。第一次去跟东方队谈判的路上，我跟我们的律师打赌。我说东方队的律师说的第一件事，会是让我们的谈判秘密进行，整个过程必须保密。结果打赌我赢了。
“我们会很负责地进行，”我跟东方队说，“但我们不能承诺保密。”我没说出来的话是，“公众的支持是我们的基础，把我们与公众隔开，就像在赤手空拳的打斗中断了我们的右臂。”我告诉他们的只是我们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不，”他们的律师说，“你们一定要保密。”
我们在约翰不参加谈判的问题上已经让步了，不能再在这一点上让步。最后他们态度缓和了下来。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最终证明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虽然约翰不在场，他的作用都很重要。谈判最终的问题是给东方队的赔偿———姚明转会到底要付给他们多少钱、付多少年。最后的协议非常复杂。我们把姚明受伤的潜在影响、未来的利率、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约翰和我把这当作商学院的资金估算项目来对待。开始，我提出不同的提议，关于我们能够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约翰做了一张表，等式中任何一个数字变化，表格都会反应整体合约的价值。比如说，改动第一年的一个数字，下面12年的这一数据都随之改变。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折扣率，就得到新的结果。依据是姚明在NBA打球的年限，我们用它来协商不同的特别付款。每天我都带着手提电脑去谈判。但除此之外，跟一般谈判没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后姚明拿到的结果还比较合理。我们双方签了保密协定，所以我不能透露细节。
当谈到协议的最后一点时，对方开始拖时间。我们知道必须跟东方队达成协议，中国篮协才会跟我们谈，而且火箭给了我们一个期限，就是选秀3天前拿到姚明的放行令，不然他们就要将选择权和别的队交换了。
“就是这样了，我们钻进了死胡同，没时间了，”我说。“也许你们的目的就是让事情拖着。但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上海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要么宣布达成了协议，要么告诉公众为什么没达成协议。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会公开我们提出的建议，和你们的要求。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我觉得东方队是利用我们时间的紧迫，让我们在最后一点上让步。当初不答应保密，这时显得很关键。如果当初答应了，我们再威胁开记者招待会，他们就可以说我们撒了谎，或者谈判无诚意。下这样的最后通牒还真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好主意，我们聚在姚明家的公寓里商量决定。姚明还在北京，跟国家队一起训练。姚明的妈妈方凤娣不希望我们得罪球队，律师也这样想。讨论很激烈。他们明白，如果这件事不成功，我会失去很多。我计划有朝一日回上海定居，我在这边有许多生意。如果这件事搞砸了，或者我做得太过火，全上海人都会知道。但姚明的妈妈和律师最后同意跟俱乐部说记者招待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