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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说没关系。五六十年代，老师对学生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人们讲究个性，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对学生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不行，老师越来越不愿管学生了。”
记者问：“听邵昌说，在号子里遇见好几个你们学校的学生，学校用过他们的案例对在校生进行法制教育吗？”
“没有。有的案子要不是学生私下嘀咕，连我也不知道。不过，校领导都喜欢讲学生中谁当了大官，谁当了大款，谁当了院士，越荣耀越好。讲逮起一个人来多不光彩，家丑不可外扬嘛。其实，对学生不应光讲学校的光荣传统，也应该给他们讲讲这些案例，能起到警示作用。”
邵昌在监狱里说：“我在大学时，虽有法制教育课，但很理论化，老师基本照本宣科。而学生也没心思好好学，就是去混，觉得那东西学了也没什么用。我犯法是因为不懂法，作案时虽然隐隐约约也觉得是违法的，但到底违反什么法律，违法到什么程度，会受到什么惩罚，我不清楚。自首后，我只想会被拘留，没想到会判多少年。进来后我学习了《刑法》，感到我被判了7年还是值得庆幸的。”
无怪乎，犯下了杀人大罪的于喆会将罪恶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个“错误”，会以为自己是个网络天才，法律就会向他网开一面。
邵昌和于喆的犯罪也许只是少有的个案，但是追寻他们身后的脚印，却能看到人格教育和品德教育的缺失，可以看到教育链条的断裂和脱节，正是这种教育的缺失和教育链条的断裂和脱节，使一些本不应该堕落的天才堕落了，使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
天之骄子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