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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往迈阿密，和在那里看望祖父母的詹娜于机场会合的前一晚，他给在圣保罗的康妮打去电话，把此次旅行的消息告诉了她。他不得不对她有所隐瞒，对于她的困惑，他感到抱歉，不过，这次南美之旅也的确为他提供了一个好借口，可以继续推迟她来东部，搬入他在亚历山大市毫无魅力的一个角落租住的那栋路边公寓的时间。直到几星期前，他的借口还是他在上大学，但现在，他休学半年以打理他的生意，而康妮还痛苦地和卡罗尔、布莱克及她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妹妹们住在一起，因此她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还是不被允许和丈夫同住。
“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她说，“如果你的供货商在巴拉圭。”
“我想稍微练习一下我的西班牙语，”乔伊说，“以防哪天真要使用它。人人都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好地方。反正我也必须路过那里。”
“好吧，那你想抽出一个星期在那里度我们的蜜月吗？”
还没有去度蜜月是他们之间若干不愉快的话题之一。乔伊又开始重复他对这个话题的官方说法：生意让他太过紧张，此时他无法享受假期。而康妮则陷入了她用来替代责怪的种种沉默中的一种。她仍然从不直接责怪他。
“这世上的任何地方，”他说，“我一拿到钱，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其实，只要能和你一起住，在你身边醒来，我就满足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那会很美好。只不过我现在压力太大，我觉得和我同住会不怎么好玩。”
“不好玩也没有关系。”她说。
“等我回来后，我们再商量，好吗？我保证。”
在电话的背景音里，他隐约听到某个一岁孩子的尖叫声从圣保罗传来。那不是康妮的孩子，但也足够让他紧张。八月以来，他只在感恩节长周末在夏洛茨维尔见过她一次。圣诞节期间（另一个不愉快话题），他从夏洛茨维尔搬去亚历山大市，并且回乔治城和家人见面。他告诉康妮，他正在为他的政府合约卖力工作，但实情是，他消磨了大块时间观看橄榄球比赛，听詹娜在电话上闲谈，一味地委靡不振。而如果当时她没有身患流感卧床不起，康妮或许能说服他答应让她飞过来。听着她虚弱的声音，明白她是他的妻子而他没有赶去陪在她身边，乔伊心中感到不安，但是他需要去波兰。在罗兹和华沙令人沮丧的三天行程里——原来他那个移居波兰的美国“翻译”的波兰语水平只有在餐厅点餐时才绰绰有余，当和老练的斯拉夫生意人打交道时，就需要不时借助一种电子翻译设备了——他所发现的情况令他如此的气馁和心慌，以致在回来后的这几个星期里，他每次都无法集中超过五分钟的注意力来处理生意事务。现在，一切都要看巴拉圭的了。而想象他即将和詹娜分享的那张大床要比考虑巴拉圭的情况愉快得多。
“你戴着你的婚戒吗？”康妮问他。
“呃，没戴，”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他就脱口而出，“戒指在我的口袋里。”
“嗯。”
“我现在就把它戴上，”他说着朝他的床头柜——一个纸箱子——走去，他把戒指放在那上面的零钱碟里了，“戴上了，很好。”
“我戴着我的戒指，”康妮说，“我喜欢戴着它。当我不在我的房间里时，我尽力记着把它戴在右手上，不过有时我会忘记。”
“不能忘记，那可不好。”
“没事的，宝贝。卡罗尔不会注意到这种小事。她甚至都不愿意看到我。我们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可是，我们真的要小心，好吗？”
“我不知道。”
“只要再坚持一阵儿，”他说，“直到我告诉我的父母。然后，你想怎么戴就怎么戴。我是说，那时我们俩都会一直戴着它。我别无他意。”
在不同的沉默间作出比较不是件容易事，但她现在使用的这种沉默，感觉格外痛苦，格外悲伤。他知道，将婚事保密这件事让康妮痛不欲生，而他也不断地希望，把婚事告诉他父母的前景能变得不那么可怕，然而随着时间一月月地过去，这一前景只是变得愈发可怕了。他试着把婚戒戴在手指上，但它却卡在最后一个指关节那里。八月，在纽约时，他匆忙地买下了它，不想它稍微有点小。他把它放入口中，用舌头探测着那个圈，仿佛它是康妮身上的一个小孔，而这让他有一点点兴奋，把他和她联系了起来，把他带回到八月，回到他们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情当中。他把经唾液润滑的婚戒套上手指。
“告诉我你现在穿着什么。”他说。
“衣服。”
“可是，什么样的衣服呢？”
“没什么样，就是衣服。”
“康妮，我发誓，一拿到钱我就告诉我的父母。但现在我得一步步来。这份见鬼的合同快要把我压垮了，我没法在这个时候面对其他任何事情。所以，告诉我你现在穿着什么，好吗？我想要想象你的样子。”
“衣服。”
“求你了？”
可她哭了起来。他听到轻微得不能再轻微的呜咽声，她所允许自己表达出的一丝有声音的悲伤。“乔伊，”她小声说，“宝贝，对不起，对不起。我觉得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只要再稍微等等，”他说，“至少等我从南美回来。”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现在需要一点东西。一点点……真实的东西。一点点微小的，但不是那么无关紧要的东西。你知道我不想让你为难。可是，或许我至少可以告诉卡罗尔？我只是想有个人知道。我会让她发誓不告诉其他人。”
“她会告诉邻居们的。你知道她是个大喇叭。”
“不会的，我会让她发誓。”
“然后有人就会发出迟到的圣诞卡，”他生气地说，不是在生康妮的气，而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他们会跟我的父母提起这件事。然后，然后……！”
“可如果我连那个都不能拥有，我还能拥有什么呢？有什么小小的东西是我能够拥有的？”
她的直觉一定告诉她，他的南美之旅有可疑之处。而他现在也确实感到内疚，但不全是因为詹娜。按照他的道德微积分，既然他都娶了康妮，这就赋予了他最后一次痛快使用他的性许可证的权利——康妮很久以前就将之授予他了，之后也从未明确地撤销过。如果他和詹娜恰巧一拍即合，那么他可以等以后再来处理那个。而现在让他觉得内疚的是这样一个对比：他所拥有的是如此之多——如果在巴拉圭一切顺利，他那份已签署的合同将带给他六十万美金的净利润；他将和他所认识的最漂亮的女孩在国外共度周末——而此时此刻，他却想不出一件可以给康妮的东西。内疚是促成他在冲动之下和她结婚的因素之一，但是五个月之后，他依旧觉得内疚。他把婚戒从手指上摘下来，再次紧张地把它放回口中，合上门牙，用舌头转着它。十八克拉黄金的硬度让他吃惊。他原以为黄金应该是一种柔软的金属。
“跟我说说将会发生的好事吧。”康妮说。
“我们会挣到很多钱，”他说，用舌头把戒指推到臼齿后面，“然后，我们会去某个地方旅行，再举行一场婚礼，好好玩一玩。我们会读完大学，创办自己的公司。一切都会很好。”
她用来迎接这些好事的沉默带有怀疑的味道。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这些话。如果只是因为他是如此病态地害怕告诉父母自己的婚事就好了——想象中披露婚事的情景已变得令人毛骨悚然——但事实上，他和康妮在八月签署的那份文件似乎更像是一份自杀协议，而非结婚证书：它变成了一堵砖墙。他们的关系只有在某种时刻才有意义，当他们私下在一起时，当他们能够合为一体并创造他们自己的世界时。
“我希望你在这里。”他说。
“我也是。”
“你应该过来过圣诞节的。那是我的错。”
“我只会把感冒传染给你。”
“再给我几个星期。我发誓我会补偿你。”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做到。但我会努力。”
“我很抱歉。”
他确实觉得抱歉。但是当她放任他挂掉电话，把思绪转到詹娜身上时，他的那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