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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让步，她在他们结婚前的那个春天带着沃尔特去见了她的家人。承认以下事实让自述人感到非常痛苦：她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让家人见到他，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或许是她不想举办婚礼的另外一个原因。她爱他（的确，的确爱他），但他身上的那些在私下里、二人世界中对她而言意义丰富的品质，在别人挑剔的眼光下很有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她确定她的妹妹们，尤其是阿比盖尔，一定会用这样的眼光瞄准他。他紧张的咯咯笑声，他太容易泛红的脸，他的极度友好：在全面地了解了这个男人之后，这些在帕蒂眼中都是弥足珍贵之处，甚至可以说，是令她骄傲的。但是，她不那么好的那部分自我，每次和家人打交道就会带出来的那部分自我，总要忍不住因他不是个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酷哥而感到遗憾。
值得称赞的是，乔伊斯和雷表现得非常得体，或许这和他们终于知道了帕蒂不是同性恋而在暗地里大松了一口气不无关系（说暗地里，是因为乔伊斯，举例来讲，已经吃力地做好了接受同性恋女儿的准备）。听说沃尔特之前从未来过纽约，他们立刻成了这座城市的推广大使，催促帕蒂带他去看博物馆的各种展览，而这些展览是身在奥尔巴尼的乔伊斯抽不出时间去看的，等到了晚上，他们又请他在《纽约时报》推荐的一些餐厅里吃饭，当中包括开在苏荷区的一家，那时的苏荷区还是个神秘而令人兴奋的地方。帕蒂原本担心她的父母会取笑沃尔特，现在却开始担心沃尔特可能会看不出她为什么无法容忍他们，转而站在她父母那一边：他或许会开始怀疑，真正的问题出在帕蒂身上，因而不会再盲目地相信她是个好人——在两人好了不到一年之后，帕蒂已经变得极为依赖他的这种信任了。
谢天谢地，阿比盖尔这个执意将好几次晚餐变成了尴尬的五人组活动的高级餐厅迷，正处于她最讨人厌的时期。她无法想象大家聚在一起却不是为了听她说话，于是她不知疲倦地聊着纽约的戏剧界（她将之定义为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因为自从得到那个候补演员的名额之后，她再也没能取得其他任何进展）；聊着那个她称之为“卑鄙的滑头”的耶鲁教授以及她和教授就艺术的创造性所持有的难以调和的不同见解；聊着她那个名叫塔米的朋友，说她自筹资金排演了《海达·高布乐》，并在其中风光地担任了主角；聊着宿醉、租金管理以及令人不安的性丑闻，而为自己倒了一杯又一杯酒的雷则不愿放过当中的任何淫乱细节。最后一顿晚饭也定在苏荷区，吃到一半的时候，帕蒂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阿比盖尔抢走原本属于沃尔特的关注（他一直礼貌地听着阿比盖尔的每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叫妹妹闭嘴，好让其他人有机会说话。大家静悄悄地摆弄着餐具，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儿。然后，帕蒂夸张地做出从井里打水的动作，要沃尔特说说他自己。事后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引导，因为沃尔特尽管对公共政策非常热心，但对真正的政客是个什么样子却一无所知，他居然相信一名女州议员会有兴趣听听他的看法。
他问乔伊斯是否了解罗马俱乐部。乔伊斯承认说她不了解。沃尔特解释说，罗马俱乐部（两年前，他曾邀请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在麦卡莱斯特学院作过演讲）致力于研究如何对增长加以限制。主流经济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市场论，沃尔特说，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增长始终是一件好事。百分之一或二的GDP增速只被认为是马马虎虎，而人口增速则恨不能也达到百分之一，但是，他说，如果你将这些增速放在一百年的时间段里，得出的数字会是极为可怕的：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一百八十亿，能源消耗将十倍于今天。如果再往后推一百年，而增长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得出的数字简直不堪入眼。所以，罗马俱乐部正在探索一些更为理性和人道的方式来限制增长，而不是放任地球被毁，所有人不是饿死，就是互相残杀。
“罗马俱乐部，”阿比盖尔说，“是不是和意大利花花公子俱乐部差不多？”
“不，”沃尔特平静地说，“那是一个由一群想要挑战人们对增长的过分关注的人构成的组织。我是说，人人都痴迷于增长，可是你想想看，对一个成熟的机体来说，增长其实就是一种癌症，对吧？要是你的嘴巴里有某种增长，或者你的结肠里有某种增长，那都是坏消息，不是吗？所以，在欧洲和西半球，有一小股知识分子和慈善家正在努力打破大众的狭隘看法，努力在最高层次上影响政府决策。”
“罗马的小兔子。”阿比盖尔说。
“干他的弗吉尼亚＇20＇！”雷用古怪的意大利口音接了一句。
乔伊斯大声地清了清嗓子。在家里＇21＇，如果雷因为喝多了酒而开始胡言乱语，满嘴脏话，她只需退回到她那个私密的乔伊斯幻想世界里，但在未来女婿面前，除了感到尴尬之外，她别无选择。“沃尔特正在谈论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观点，和这个……俱乐部。但是，这无疑是看待世界局势的一个非常大胆的角度。”
沃尔特没有看到帕蒂做出的割脖子的小手势，继续说了下去：“我们需要像罗马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就是因为必须有人在常规的政治进程之外，理性地探讨和看待增长。显然你很清楚这一点，乔伊斯。如果你想在选举中胜出，你甚至连放慢增长都不敢提，更不必说去否定增长了。这种看法完全是政治毒药。”
“确实如此。”乔伊斯干笑着说。
“但总得有人来关注这个问题，来影响决策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将毁掉这个星球。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无限繁殖活活呛死。”
“说起呛，爸爸，”阿比盖尔说，“那是你的私人酒瓶吗？还是我们也可以分上一点儿？”
“咱们再叫一瓶。”雷说。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叫了。”乔伊斯说。
雷抬起手制止乔伊斯。“乔伊斯，冷静……冷静些。我们没问题。”
帕蒂坐在那里僵笑，在餐厅恰到好处的柔和光线下打量着其他餐桌旁那些迷人而富有的就餐者。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待在哪里也没有待在纽约好，这就是她的家人挟以自满的根基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去嘲笑其他一切事物的平台。纽约就好比一位成熟老练的成年人，像某种担保一样，赋予他们像孩子那样待人接物的权利。坐在苏荷区那家餐厅里的帕蒂面对的是一股她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的力量。她的家人已经占据了纽约，而且永远都不会让步。对帕蒂来说，再也不来这里—干脆忘记这个世界上有这种就餐场面的存在—是她唯一的选择。
“你不喝酒？”雷对沃尔特说。
“我相信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喝。”沃尔特说。
“这是一瓶上等的阿玛罗内，也许你愿意来点。”
“不，谢谢。”
“你确定？”雷拿着酒瓶向沃尔特晃了晃。
“没错，他确定！”帕蒂喊道，“他已经连续四个晚上说过他不喝酒了！没听到吗？雷？不是所有人都想喝得大醉，然后变得讨厌和粗鲁。有些人确实喜欢聊些成年人该关心的话题，而不是用两个小时去讲黄色笑话。”
雷咧着嘴笑了笑，仿佛她是在逗他笑。乔伊斯打开她只有上半装玻璃的眼镜，开始研究甜点餐牌。沃尔特脸红了，而阿比盖尔，脖子像抽筋似的一拧，皱起眉头，说：“‘雷’？‘雷’？我们现在管他叫‘雷’吗？”
第二天早上，乔伊斯颤声对帕蒂说：“沃尔特相当的——我不知道保守或其他什么词是不是恰当的说法，我猜确切地说不是保守，尽管，从民主进程，从权力来自于人民，繁荣为全民所有这些角度来看，他还不是那么独断，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几乎比我料想的还要保守。”
雷，两个月后，在帕蒂的毕业典礼上，带着一脸抑制不住的窃笑，告诉帕蒂：“沃尔特说起那些增长什么的玩意儿时，脸那真叫一个红，我的老天，我以为他要中风了。”
而阿比盖尔，六个月之后，在帕蒂和沃尔特唯一一次愚蠢到回韦斯特切斯特过感恩节时对帕蒂说：“罗马俱乐部怎么样啦？你们俩入会了吗？拿到密码没？坐上皮椅了吗？”
在拉瓜迪亚机场，帕蒂哭着告诉沃尔特：“我恨我的家人！”
沃尔特勇敢地回应道：“我们会建立我们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