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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孩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沃尔特说，“可是我们只是在说把鲍比关在室内。除非你和鲍比聊过天，否则我看不出你怎么知道它不喜欢被关在室内。”
“我的猫是一只动物。地球上的动物没有被赋予语言能力。只有人类才会说话。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子被创造的，这就是依据之一。”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怎么知道它喜欢四处跑呢？”
“猫喜欢户外。谁都喜欢户外。当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鲍比就站在门边，想要出去玩。不必和它聊天我就能理解这点。”
“可是如果鲍比不过是一只动物，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它对户外的小小偏好就该践踏鸣禽们养育幼鸟的权利呢？”
“因为鲍比是我们家的一分子。我的孩子们爱它，我们想给它最好的生活。如果我们有只宠物鸟，我们也会想给它最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宠物鸟，我们有的是一只猫。”
“好吧，谢谢你听我说这些，”沃尔特说，“我希望你能想一想，或许你会改变看法。”
这番对话惹恼了琳达。沃尔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邻居，他不属于业主协会，而且他开着一辆日产的混合动力车，最近还在车的保险杠上贴了写有奥巴马三个字的贴纸，在琳达看来，这说明他不敬上帝，而且对辛勤工作的家庭的困境缺乏同情心，比如她家，就正在吃力地做到收支平衡，吃力地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把孩子培养成有爱心的好公民。琳达在坎特桥街并不怎么受欢迎，但是如果你违反业主公约，把你的船停在你家的车道上过夜，或者如果她的某个孩子看到你的某个孩子在学校后面点燃了一支香烟，又或者如果她发现她家的房子在建造上有一处小毛病，而她想知道你家的房子是不是有同样的毛病，那么她就是那个你害怕会来敲你家门的人。拜访过她之后，在她没完没了的讲述中，沃尔特成了个问她是否和她的猫聊天的动物疯子。
那年夏天有两个周末，坎特桥小区的居民注意到湖对面的沃尔特家来了客人，一对漂亮的年轻人，开着崭新的黑色沃尔沃。年轻男子一头金发，体形健美，他的妻子或者女友有着那种没生过孩子的大城市女人的苗条身材。琳达·霍夫鲍尔宣称那对男女看上去“目中无人”，但是看到这两个有身价的访客，社区里的多数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沃尔特虽然彬彬有礼，但他之前一直都像个有变态倾向的隐居者。清晨喜欢远距离散步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坎特桥居民，现在会大着胆子和路上碰到的沃尔特聊上几句。他们了解到那对年轻人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在圣保罗做什么生意，做得很成功；他还有个在纽约发展的未婚女儿。他们问了他一些有关他本人婚姻状况的诱导性问题，希望打探出他是离了婚，还是只不过死了老婆，当发现他很会躲开这些问题后，他们当中较有科技常识的一位去网上搜索了一番，最后发现琳达·霍夫鲍尔关于沃尔特是个疯子或者危险人物的怀疑，原来没错。看起来他创立过一个激进的环保组织，在共同创办人去世之后，该组织也随之解散，而那位共同创办人是个有着古怪姓名的年轻女人，显然不是他孩子们的母亲。一旦这则有趣的新闻在小区居民中传开，那些清晨散步的人就又不理会沃尔特了——或许，主要还不是因为沃尔特的极端言行让他们不安，而是因为他这种隐士般的生活状态现在散发出浓烈的悲伤味道，那种可怕的、避之大吉的悲伤——就像疯狂的所有表现形式一样，那种绵绵不绝的悲伤让人觉得害怕，甚至或许还会传染。
那年冬末，当积雪开始融化，沃尔特再次出现在坎特桥街，这次他抱着一纸箱色彩鲜艳的氯丁橡胶猫围嘴。他解释说戴上这种围嘴的猫，除了不能有效袭击鸟儿，可以在户外做任何它喜欢做的快活事，无论是爬树还是拍蛾子。他说在猫的颈圈上挂铃铛已经被证明无法起到警示小鸟的作用。他补充说，在美国，每天被猫杀害的鸣禽最少也有一百万只，也就是说，一年有多达三亿六千五百万只（而这个，他强调，只是保守估计，还没有把那些因失去妈妈而饿死的幼鸟计算在内）。尽管沃尔特似乎并不理解，每次猫出去玩都给它系上围嘴是多么麻烦，而一只戴着亮蓝色或红色围嘴的猫看起来又是多么的傻，年龄较大的猫主人还是礼貌地接受了围嘴，答应会试一试，以便沃尔特不再继续烦他们，而他们可以把围嘴扔掉。只有琳达·霍夫鲍尔干脆地拒绝接受围嘴。在她看来，沃尔特就像那些想在学校发放避孕套、想收走人们的枪支、想强迫每个人上街都带着身份证件的自大的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官员。她灵机一动，问沃尔特他家灌木丛中的鸟是否属于他，如果不属于，那么鲍比喜欢猎杀它们又关他什么事呢。沃尔特用《北美候鸟条约法案》中的一些官方套话答复她，根据该法案，禁止伤害任何从加拿大或墨西哥边境飞来的非猎鸟。这让琳达不快地联想起这个国家简直想将国家主权交给联合国的新任总统，于是她尽可能礼貌地告诉沃尔特，她为抚养她的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他不再来敲她的门，她会表示感谢。
从策略上看，沃尔特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机来发放他的围嘴。这个国家已陷入了深度经济萧条，股票市场一落千丈，而他到这个时候还沉迷于鸣禽，这似乎几近可憎。就连坎特桥街上的退休夫妇都受到了影响——投资的缩水迫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取消了每年去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过冬的计划——同时，街上的两个年轻家庭，邓特家和多尔伯格家，已经付不出（恰恰在这个错误的当口激增的）分期房款，很可能失去他们的家园。蒂甘·多尔伯格等待着那些似乎每星期都在更换地址和电话的联合融资贷款公司的回复，以及收费低廉的联邦债务顾问——事实证明，他们既不低廉也不是联邦的——的意见，与此同时，她的维萨、万事达信用卡账户的未清账款每个月都要增加三四千美金，而购买了她十次修甲套餐卡的朋友和邻居继续光临她在地下室开设的修甲馆，却不能带来任何新收入。就连丈夫的手上有和伊塔斯加县签好的道路维修合同的琳达·霍夫鲍尔，也开始调低恒温器的温度，让孩子搭乘校园巴士，而不再开着她的雪佛兰郊区接送他们。焦虑像一群拟蚊蠓一样盘旋在坎特桥街上空；它们通过电视新闻、电台访谈和互联网袭击着每家每户。推特网上满是令人心焦的信息，而沃尔特请求人们去关心和保护的那个啾声一片、自由飞翔的世界，是个多余的焦虑之源。
九月份才再次有了沃尔特的消息，他趁着夜色的掩护，给小区的每户人家发了一份传单。邓特和多尔伯格家现在已人去房空，他们的窗户黑了下去，就像紧急热线的拨打者终于悄悄地挂断了电话，等待接通的信号灯不再闪烁一样。但是那天早晨，坎特桥小区的其他住户醒来之后，都在他们的门口发现了一封措辞文明的以“亲爱的邻居们”开头的来信，信中重申了沃尔特已经提过两次的那些针对猫的论调，还附了四页照片，照片内容可是一点儿也不文明。显然，沃尔特整个夏天都在记录他的地产周围被杀死的鸟。每张照片（总共有超过四十张）都标明了日期和鸟的种类。坎特桥小区没有养猫的住户为也收到这样的传单而感到被冒犯，而那些确实养了猫的住户也不高兴，因为沃尔特似乎认定，死在他地产上的所有鸟都是被他们的猫杀死的。琳达·霍夫鲍尔格外气愤，因为传单被留在了她某个孩子很有可能看到的地方，那些满是没了脑袋的麻雀和血淋淋的内脏的照片很可能会导致心理创伤。她给县巡警，她和她丈夫的朋友，打去电话，询问沃尔特有没有可能被控非法骚扰罪。巡警说不会，但是他答应去沃尔特家看看，对他提出警告——这次拜访引出了一条大家意想不到的信息：沃尔特有法律学位，而且不仅对《第一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烂熟于心，对坎特桥小区业主公约也很有了解。按照业主公约中某条款的规定，宠物无论何时都应处于主人的监控之下；巡警建议琳达撕掉传单，忘记这回事。
之后，白色冬日来临，小区的猫都回到了室内（就连琳达也不得不承认，猫在室内似乎也很满足），琳达的丈夫亲自动手，在县公路上做了点儿手脚，这样每次新下一场雪之后，沃尔特都不得不铲上一个小时，清理他的车道连接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