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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言行，向白人和美国社会证明，我们和白人一样对社会有价值。
有一次，他来看我的商场，到了午饭时，我们决定乘他的车到一家餐厅。来到车前，却发现轮胎已被割破，并用钥匙在他的车上画了“KKK”（代表一个痛恨黑人的白人极端组织）。我非常气愤：“这太不象话了，我要去报警！” 帕尔十分冷静地说：“没有必要了。重要的，不是追究别人对你做了什么，而是集中精力做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一贯勇敢果断、敢做敢为的帕尔，竟说出这样让我吃惊的话来。
如果说美国人对我有歧视的话，和帕尔所经历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帕尔时刻激励着我，他的话时刻回响在我的耳边，做为一个中国人，对待种族歧视的态度应该也是：自信、自勉和自强！
第五章 我们的美国“父母”
认识罗姆兹夫妇是在1995年的感恩节，一个好朋友的家宴上，我们坐同一张桌子。
当时，我在中国主管沃尔玛第一家店的开业工作，只在感恩节时才回美国与好朋友相聚。罗姆兹夫妇从事房地产和首饰品经营，对我在中国的工作很感兴趣，我们谈得很投机。那晚下着瓢泼大雨，离开朋友家前，我给宾馆打电话询问前往的路线。当他们得知路途很远时，就诚恳地邀请我在他们家暂住一夜，我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我提出给他们做一顿正宗的中国餐，他们欣然同意。然后他们告诉我，我的菜是他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中国餐。我很高兴，表示以后回美国，再来给他们做中国餐。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次回美国时，都要和太太一起去看他们，给他们带去中国的刺绣和工艺品，并每次都做中国餐。后来我知道，他们没有孩子。丈夫卡克一直忙着自己的生意，妻子谢蕊二十八岁时就得了严重的糖尿病。慢慢地，他们开始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
完成了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开业和培训工作后，我决定回美国了。那天，飞机由于天气原因，一直晚点到第二天早晨三点钟。可一到机场的出口，我们就惊奇地发现他们激动的面容。他们把我们全家拉到他们家，我们的房间已布置一新，孩子的房间已装饰得可爱极了，冰箱里装满了各种蔬菜、水果和方便食品，为我们准备的车已停放在停车场……
他们很忙，经常外出。而住在家里十分有限的日子里，他们把全部时间花在我的女儿身上，教她说话，教她唱歌，教她走路，教她跳舞……曾空旷孤寂几十年的房子里，一下子充满了欢歌笑语，洋溢着蓬勃生机。
为了不打扰他们太久，一个月后，我们提出要搬出去住。但他们执意盛情挽留。我们只好再住下来。三个月后，我们的房子买好了，这次，他们只好放行。但他们看到新房的家具还未及购买，就送来了床和衣柜、餐桌餐椅、沙发等所需要的全部家具和厨房用品，并买来衣服把房中的三个陈列间全部挂满。
冬天，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寒潮。那天早上，谢蕊敲着我的门，给我太太送来了一件大衣。下午，她又来到我的家，给我太太送了一件皮衣。晚上，她和卡克同时出现在我们的家里，说在商场发现了一件更漂亮的大衣，于是又买下了。
从此，每到女儿生日时，他们就在家举行生日聚会，邀请很多好朋友来参加，给女儿买来很多衣服和玩具，还特意请摄影师录像……连我自己，对女儿受到的宠爱都有点感到嫉妒了。后来儿子出世了，我们用他们的姓当儿子的英文名：罗姆兹；小女儿出生了，我们取了谢锐作为她的英文名。
1999年的母亲节到了，我们给谢锐买了鲜花，并特意给她做了中国餐。在呈递给她的礼物时，我在卡片上写了一首祝福母亲的英文诗送给她。
那年的冬季，公司要把我调到休士顿，一个距她们家八百公里外的城市。飞机场里向他们道最后一声别离时，我看到他们夫妻俩抱在了一起，谢锐泣不成声，卡可也擦着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流泪。
2004年的圣诞节，我们象每年那样在他们家度过。圣诞节的早上，他们把我们叫到楼下打开停车场，一辆崭新的白色的丰田面包车被彩灯装饰着，上面写着：“圣诞节快乐”。我和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克和谢锐上前来给我们一个拥抱，将两圈钥匙递到我们的手中。“要试开一下吗？”卡克慈祥地问道。
我告诉他们，他们一年前还送了我们一辆车，为什么又要送一辆。谢锐笑着说：上次的车是送给儿子的，这次是送给孙子们的。
每年夏天，他们都要把我们的孩子们送到美国最好的夏令营。因为那里很远，为了让孩子们坐了飞机后不再转长途汽车，他们就亲自到机场将孩子们送到夏令营的地方。我曾告诉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你一天的夏令营的费用，超过了爸爸长到你这年龄的所有费用的总和。”
我们和罗姆兹夫妇的友谊，酿出了一个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它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只要真心对待，就会碰撞出真情火花，而这种火花可以融化一切，包括肤色、语言、习惯等等……
大多数时候，种族歧视是一种心态，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就是对我们有歧视，然后把这种心态转化为一种自卑、自弃，并将自己防卫起来，这样，美国人只能被迫来歧视我们。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不良心态，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他们也就永远摆脱不了种族歧视的阴影。
幸运的是，我走出了这种心态。
第六章 我喜欢“白日做梦”
美国总统约翰·肯第迪的弟弟罗波特·肯第迪在被刺杀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人们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询问‘怎么可能’的时候，而我却梦想着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询问‘怎么不可能’”？
中国人以谦卑为本，知道的要装自己不知道，能做的要说自己不行，这被称为美德。所以从小，我就是一个不逗人喜欢的孩子。
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星期，老师提问时，我总是第一个将手举起来说：“我知道，我知道！”如果老师不点我的名回答，我就站起来，嗓门喊得更大。爸爸于是将我一顿暴打：“看你还敢不敢出风头！把我们石家的脸丢尽了！”
更让爸爸妈妈在村里抬不起头的，是我有一次夸下的“海口”：
小学毕业后，听说我们农民儿子和干部子弟有同样的资格上大学，我就对班上一个同学说：我想到城里去，不想一辈子当农民。不料我那位同学立即把我给出卖了，老师在班上召开了对我的批斗大会。“连城里人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师讲得慷慨激昂，情真意切，“而我们身为贫下中农的子弟，却不想当农民，想往城里跑……”
可我就是本性难移，我和我太太曾在同一单位工作，她是我们单位公认的最漂亮的“公主”。当同事们得知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纷纷大笑，说我是“虚”（英俊）“实”（有钱）皆无却百日做梦，必将前功尽弃。可我用一首首爱情诗攻克了她本人的心理防线，然后立即向她的家庭的发起了攻势。我给她爸爸和妈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也许，我是一个被你们看不起‘乡巴佬’，但将来的一天，我一定要让你们的女儿住上漂亮的房子，开上高档的小轿车，购买最时髦的服装，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我岳父是个开朗的人，就从这封信中，认定了“这个孩子有志气，有前途”。为了实现梦想，我辞掉了省旅游局的铁饭碗，只身一人闯到深圳，把求职信印了三百份，一电梯坐到中国当时最高的大楼（深圳国贸大厦）顶层，然后一层一层的楼，一个一个的公司去推销我自己。后来，深圳贸易进出口公司决定聘用我做业务员。正是那个职位，为我后来到美国自费留学创造了物质条件。
我喜欢梦想，梦想给了我人生奋斗的目标和动力，梦想把我推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起点。在农村时，我梦想考上大学，到城市去成为“人上人”；在武汉市时，我梦想去经济特区的深圳，成为一名市场经济的“弄潮人”；在深圳时，我梦想来美国，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名“自由人”；来美国后，我又梦想成为美国社会的“上流人”。
大凡成功的人，都是喜欢幻想的人。现任沃尔玛总公司山姆会员店的总裁达格·穆克弥伦，曾是我的同事。94年期间，他在沃尔玛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