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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古代诗歌教育与音乐艺术教育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就与音乐关系密切，而古代诗歌教育也与音乐艺术教育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来看，诗歌与音乐密切相伴产生于原始的生产劳动，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古代的“乐教”也往往包括诗歌教育。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当时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进行的。历代宫廷乐舞往往融诗歌、舞蹈、音乐于一体，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诗、词、曲就其本来面目而言都是歌辞，其出现、形成、发展和成熟都与音乐密切相关。《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就其原来的性质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词。《风》、《雅》、《颂》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而划分的。《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记述说明孔子时代的诗歌教育与音乐舞蹈的关系十分密切。汉代的乐府诗原本也是乐歌，《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唐宋时期的词、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乐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诗歌教育往往还伴随着音乐艺术教育。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乐曲的歌词。由于诗歌教育往往与音乐艺术教育相伴，古代许多著名诗人往往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往往有“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之说。如司马相如、王维、温庭筠、李煜、柳永、周邦彦、姜夔、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杨慎、徐渭、吴伟业、尤侗、洪昇、孔尚任等，著名女诗人卓文君、蔡琰、李清照、朱淑真、管道昇、黄峨等也都精通音律，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苏小小、薛涛、严蕊、柳如是、李香君等女诗人，精通音律更是其看家本领。
四、蒙学阶段非常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且成效显著。
教儿童读诗，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儿童识字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读一些比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古人在此时往往采用教儿童读诗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唐宋以后，古代蒙学在儿童识字读书的过程中，除韵文读本外，常常教读一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并逐渐成为蒙学中一项固定的教学内容。这种办法一直实行到民国初年。
古代一些学者非常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曾编写了许多供学童讽诵的诗歌读本，如《咏史诗》、《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诗歌教育读本。此外，还有一些较好的诗歌选集（如《文选》）和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学习诗歌的教材。
古代一些大学者、教育家很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如程颢、朱熹、王守仁等。
程颢是理学家，也是诗人。他对蒙学诗歌教育很重视，并有独到见解。他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32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朱熹不仅是著名理学家，还是著名诗人。他继承儒家诗教传统，非常重视诗歌教育，把诗歌作为传授理学思想的工具。他的《诗集传》是诠释《诗经》的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他尤其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亲自写作100首七言诗结集为蒙学教材《训蒙诗》，其内容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其弟子陈淳仿照《训蒙诗》编著了《小学诗礼》，将《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少仪》的主要内容编写为43首五言诗，分为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部分，向儿童传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陈淳还用三言韵语写成《启蒙初诵》一书，目的也是让儿童接受儒家伦理教育。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而且要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顺应儿童的性情，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避免产生逆反心理。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这段论述也正好说明了古代“诗教”的特点。“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这恰恰就是所谓“教化”的基本方法，也是“教化”要达到的境界。
王守仁在《教约》中还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