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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传》载：“（玄）以山东无兄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自学就尤其重要。
二、熟读背诵。这是古代士子学习的主要方法，在诗歌教育中有显著作用。
诵读是学习诗歌的基本方法，历史非常悠久。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其中“乐语”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是诗歌教育，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并能按照音乐节奏吟咏，而且能够恰当应用。在“讽”与“诵”的过程中，也进行着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的传授。
《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我国古代的诗歌往往分为“歌”与“诗”，能合乐而唱也能诵的是“歌”，不能合乐唱而只能诵读的是“诗”，可见能诵读正是“诗”的特征之一。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大概在经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在西汉初期就已经不能歌唱而只能诵读了，因而被儒家称为《诗经》。《诗经》自西汉之后就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
宋代有“童子科”考试，年龄限在15岁以下，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应试者必须熟习经史。而要获得神童称号，则必须熟读成诵。仅以“七经”来说，背诵总量至少为28。3万余字，其中《毛诗》39224字。明清时期，蒙学阶段就要求儿童先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进而背诵《千家诗》；进而背《四书》、《五经》。
古代一些大学者特别重视总结读书方法，尤其重视诵读的作用。他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读书方法被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的读书方法很好地体现了“教化”思想，通过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再经过虚心涵泳、切已体察，最终达到潜移默化的思想境界。他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或《朱子大全…读书之要》）“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童蒙须知》）
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教约》中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也规定有同样内容。
清代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学者曾国藩的治学经验很丰富，也非常重视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诵读诗文的方法和益处：“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乐曲的歌词。格律诗尤其讲究韵律和谐、平仄相对、隔句押韵，具有音乐美、节奏美、音韵美，只有通过诵读才能品味到诗歌艺术之美。而诵读讲究字正腔圆、感情充沛，需要融情于诗，用心感悟诗人的情思，把情感体验用声音传达出来，从而实现诗歌艺术的再创造。清代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诵读对于诗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蒙学阶段教导儿童学诗、读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儿童识字以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十分重要。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喜欢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作诗的基础。
三、模仿练习。这是古代学子学习作诗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
古代诗歌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要传授作诗的方法和技巧。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各类诗歌体裁的不断出现，随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随着历代统治者对“诗教”的重视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吟诗唱和已经成为古代文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能否作诗已经成为衡量文人文化素养高低的一把标尺。看一看唐代之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不会作诗？因此，学习作诗往往是古代文人从学童阶段就开始从事的一项基本任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重视骈文和诗歌的写作训练，要求学生写作诗文时要学会用典，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一些诗人的作品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梁书…吴均传》载：“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