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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从上述记载来看，元朝统治者重视的仅仅是儒学的治国之术，对于诗赋文学并不重视。元朝历代皇帝似乎无人能作诗填词。
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在京师设立国子学和国子监，在地方建立各级学校。《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学，以长者四人从许衡，童子七人从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这段文字，基本说明了元代儒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了加强统治基础，还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元史…选举志一》载：“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由此可以看出，巩固统治的现实需要迫使元代统治者不得不重视教育，并且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
元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在地方行政区域路、府、州、县建立了各级学校，还专门在江南各路、府、州、县的学校内皆设立“小学”，在部分地区设立书院，分别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学官。还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一所学校，称社学。学官有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等职，负责教育生员。《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元代将书院的“山长”由原先的民间推选改为政府任命，强化了对教育的控制。
元代的学校教育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又名《读书日程》）。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15岁时能记诵《六经》，治朱子之学。历任建平、建德县教谕，台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众。著有《读书日程》、《春秋本义》、《畏斋集》等。《读书日程》其实是程端礼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学计划，他将“四书五经”作为学童八岁之后、十五岁之前的主要学习教材。程端礼规定了学习“五经”的具体方法，如：“治《诗》。钞法：先手钞《诗》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诗正文一章，音义协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朱子传，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节钞辅氏童子问、及鲁斋王氏诗疑辩，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传者。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钞。其诗小序及朱子所辩，附钞每篇之末。其读诗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其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他特别强调了抄读和诵读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注释为核心博览各家注疏。他还主张：“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为了强化经学教育，就削减了诗歌教育。这个《读书日程》本来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当时曾被元代国子监颁行各地各级学校，由此可见当时官办学校中诗歌教育的不利处境。《读书日程》对元、明、清三代的私学、官学、书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受宋代影响，在元代的蒙学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诗》、《千家诗》仍然是主要的诗歌读本。属对、读诗仍是最基本的学习内容，而这两者正是作诗填词的基础。由于理学成为官学，“四书五经”不仅成为官学的主要教材，也渗透入蒙学教育中，儒家的“诗教”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目前发现的仅有二十余首。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歌谣中，依然可以发现元代民间诗歌教育的一些情况。由于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这些歌谣往往是百姓愤怒的呼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同时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动教材。一部分歌谣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拦骂上书”条）这首歌谣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元代贪官污吏横行带给百姓的苦难。如“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这首歌谣直接揭穿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苇叶顺次倚叠而生，自编成若旗帜，上尖叶聚粘如枪，民谣云：‘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造反。一些歌谣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决心。如《树旗谣》：“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闲中今古录》）《元史…五行志》载：“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云：‘白雁望南飞，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云：‘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吴家国。‘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师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陶宗仪记录的《松江民谣》则进一步热情赞扬了起义军：“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南村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条）歌谣中洋溢着民众的欢笑。由此可见，民间歌谣既是民众自我教育的生动形式，也是民众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元代末年出现了一部唐诗选集《唐音》。元代诗人普遍推崇唐诗，这部选集应当是元代诗风的一种体现。它的出现，为元末诗人学习唐诗提供了范本。《唐音》共十四卷，由元末杨士宏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