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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她的指导下，先除去了皮鞋，换上拖鞋；再把拎在手上的皮鞋搁放到放置在进门玄关处的一只鞋柜上。鞋柜上已经摆有好多双男女皮鞋了，有一双紫色的高跟鞋，模样很纤细。兆正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一双女鞋的内里，白色鞋肚里的烫金字体已有些退损，这是脚后跟的摩擦部位。再过去也是一双女便鞋，软软的丝绒鞋面上镶着珠边。再过去，是一双圆头圆脑，式样别致的翻毛皮的男鞋。过了多少年之后，当上海市场上也有这类进口货卖了的时候，他才知道，这对叫“克拉克”的皮鞋是一种英国的名厂产品，尽管式样保守，但质量特佳，一般穿上十年八年是不会过时和破烂的。兆正选择在这双鞋的边上放下了他自己的那一双。
那个香港之夜，那个香港之午（3）
那天我不在家，我去了上海。这些都是在他见到了雨萍之后才得知的。事就有那么凑巧？当他来到的时候，他是做好了我与雨萍都会在家的一切思想与语言上的准备的，一个是他的老同学，一个是他的表妹，分开近二十年了，他又是第一次来香港，探望他们一下非但合理而且合情。但我不在家，他不知道该感到轻松点呢，还是更添了些不自在？
雨萍告诉他说，自从上海的市场政策开放后，我就去了那儿寻找发展的机会。起初是几个月回上海一次，后来是隔月都去，到了现在索性是呆在上海的时间多过了在香港的。所以，她说，所谓事有凑巧应该解释成为：假如你事先不做任何通知突然就来到时，发现我恰好在家。他便笑了，并立刻在她的脸上捕捉到了一丝一闪而过的孤独和凄寂的阴影，但随即消失。雨萍的两截从睡衣宽大的袖口之中伸展出来的白而圆的手臂已开始了有一点儿皮肉松怠的意思。兆正记起了那一年在上海东区的那条旧街上，窗外已经是一幅叶落飘飘的秋景了，在他家前楼的那盏悠晃悠晃的黄灯光之下，那两只手臂当时还很年轻、很细瘦，动作也很敏捷。它们正协助他的母亲一块为他忙碌，为他打点着前往崇明农场所需的行装：缝补被套、塞入棉花毯，为一双双纱袜缝制厚厚的布托底。后来，当他每月都有一次回家来休假兼探亲时也有过不少次能见回到那两只手臂的机会，它们正与母亲一起准备晚饭，它们舞动得很欢乐。再以后，再以后它们便开始从他的记忆之中淡漠了，消失了，直到现在，它们变成了眼前这两只。
那一晚，他俩就在我家的那座大露台上面对面地坐了很久。也是那一张藤茶几和那两把藤制靠椅，也是菲律宾女佣沏来的一壶香浓沁肺腑的“铁观音”茶。露台上有点凉意，270度转屏式的港九夜景就在他俩的脚下铺展开来，让兆正感觉奢华得都有点儿不像是人间的景色了。那晚的记忆，无论如何，都有点不真实，隐隐约约地总有一种像是隔了层网纱的感觉。兆正只是很理性地明白了：我不在家，我去了上海。上海？是的，上海。我俩互调了一个生存位置。于是，在他眼前便出现了那幢位于上海复兴路与淮海路之间的一条横街上的一幢六层公寓的外貌：深酱红色的泰山面砖中间间隔着几条奶白色的瓷面砖。几级弧圆型的花岗岩台阶之上是一扇老式笨重的铸花铁门。在四层的转角位上有一座环弯的大露台，在家的日子，他老爱一个人坐或站在那里，从那里他能望见躺在晌午阳光中的复兴中路。赭红色洋房的尖顶一排溜地展开去，公交车褐色和白色的车顶在浓绿的树冠丛中隐现而过。那景象与眼下这幅港九夜景的鸟瞰图完全不同。那时的上海高层还没像现在那么多，尤其在他居住的那个区域。等到从他家的露台上也能望见彻夜不熄霓虹灯光的淮海路的时候，那已是在过了另一个十年之后的事了。
近半夜了，他就这样半梦半醒地与雨萍同坐在这个露台上。他觉得他有一种类似于好莱坞科幻片中的叫做“鬼眼”的灵异感。他总能透视到些什么：有一个人在他住的那幢公寓的那扇铸铁门前停下了，然后推门进去。他“见”到他沿着宽大圆滑的磨石扶梯，看着门号，一层一户地摸上去。最后，人影停在了他家的那扇深棕色的柚木大门跟前。有一盏乳白色的走廊顶灯始终亮着，有一片柔和的光线投射在扶梯的把手与石级上。那时，他家搬去那公寓刚不久，这是他自童年起就梦寐以求的居住环境和地段。每天，他都生活在一种欣喜若狂的心境中。因此，他便对那儿的环境上的一切细节都耳熟能详，记忆十分准确；惟那个上楼去的人影是他的想象力添加上去的。
他应该知道这个人影是谁。人影是在他听说我去了上海，并且老喜欢留在那里后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其实，那时还嫌早了些。这一切以后都发生了，发生在几年后。事实的经过当然与他“见”到的会有一些细部位上的出入，但大致也就如此。
更奇特的是：在兆正透视眼的视野里，竟然还出现了那幅放大了的相片，就是搁放在他们卧室梳妆台上的那一幅，相片上的兆正和湛玉都灿笑在一只石舫跟前。他从来就是个心灵感应学说的十足信仰者，但他解释不了，那幅相片的浮现表示了些什么？
但他觉得自己的心态倒是挺平静的，没有焦虑，没有猜疑，也没有那种非得到什么和绝不能失去点什么的执着感。他只是浑浑沌沌的，像是被人催了眠一样。他不知道那晚他在那方露台上坐了有多久以及后来是怎样离开了那里和离开了雨萍的。
然后，记忆便直接跳去了第二天。第二天兆正搭乘的是晚上回上海去的飞机，于是，雨萍便坚持要在下午请他去一家湾仔区傍海的超五星级的酒店用下午茶。
那个香港之夜，那个香港之午（4）
雨萍亲自驾车来接他。是一辆银灰色的S320型的奔驰房车。房车在那家中资酒店的环形旋转门前兜了一个弧弯后停下。当时，兆正正双手插在裤袋里，鹤着头向对街那个方向张望，他认为，她一定会打那儿过马路来。
她唤他。他没能及时分辨清楚她是在叫他的名字呢还是直呼其为表哥。当他注意到她时，她已从驾驶座的窗口中探出头来了。还是那张白圆的娃娃脸，有一只造型十分艺术化的白塑质的大耳环在她的右耳垂上甩荡。
他一下子地感觉到他与她之间存在些什么了。这是一种距离感、等级感、层次感以及时空感。站立在酒店大门口的戴金红锅底帽的侍应生以及那位恰好走出门来招呼客人、会说生硬普通话的女孩都用一种带点僵直的目光向着那辆银灰色的奔驰车望去，毕竟在那个年代，这类房车再配上这么一位亲自驾车前来的女性司机的事情在这家中资酒店的门前不常发生。
他看清雨萍的全身装束是在他俩到达酒店大堂的咖啡厅后。她穿一套紫色镶边的套装，皮鞋是紫色的，手袋也是紫色的；衬衣外翻的大尖领是另一种浅一点儿的紫色，覆盖在外套的领面上，藏进了一份恰如其分的反差和协调。衣领敞开，在她白皙的颈胸处，有一串紫水晶的挂件闪闪发亮。他们在一位衣着笔挺侍应的引导下，踩着柔软的地毯通过大厅，兆正听出乐队正在演奏“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的曲调，他觉得那曲调像是为她而奏响的。
他们在酒店大堂贴窗的一张双人台上坐下来，浆得雪白硬挺的台布上立着一尊细颈的小花瓶，瓶里插了一枝艳红艳红的玫瑰花。兆正就是隔着这么的一朵玫瑰花望着雨萍的，她的背景是一片巨型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是醉蓝的维多利亚港的海水，海岸线一路逶迤而去，更远处中环傍海的大厦群错错落落在午后呈浅蓝色的阳光中，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海市蜃楼。
笔挺的侍应再次到来。他将银质的餐具一件件地从他的托盘上取下来，放到他俩各自的面前，动作麻利、轻捷而专业。他先用手做了一个无言的示意动作后，便开始在白瓷杯中注入浓浓的咖啡，然后便悄然离去。兆正突然便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强烈的敏感到自己的那套浅灰隐条的彬彬西服和那条“金利来”领带给他带来的窘迫。
从香港回去之后，兆正便将他在那里与雨萍见面的种种细节连说带笑地都对湛玉讲了，当然省略了一些微妙的心理流程。兆正说，他之所以会与雨萍单独见面是因为我不在香港的缘故，我去了上海，而且还经常喜欢留在上海。是吗？是这样吗？——湛玉突如其来就插入了这么一句反问，让他有些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