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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敏感到出版社，其实何止是出版社，而是整个文化系统里的某种不寻常气氛的渐渐成形。此处彼处，这里那里，人们似乎都在背地里悄悄地酝酿着一种巨大而又根本的生存形态上的改变。如今清雅清淡清高换不了饭吃，怎么办？社长总编压力最大。他们找湛玉来商量，说，你父亲以前开过厂做过大生意，你也一定会在这方面有特殊的天份和头脑。接着，又召开全社中层干部会议，压下各种创利创收的指标和任务。所谓领导，都是这样的：上面压下来，夹在中间的他们便将指标加了码分流分压到下边去。完了，待到收割的季节到来时，除了能收获到向上交差的那一份之外，自己这儿还能留多一份额外的，以备不时之需。湛玉觉得大家都有点不务正业的味道了，但什么才是“正业”？领导解释说（领导的领导也是如此解释给他们听的）：只要能赚到钱而又不犯政策错误的，就算是正业。她当然不很同意这种提法，乍一听，甚至都有点儿起反感了，但她却也说不清楚个中的道道来，再说，这么多年来，服从领导也服从惯了，从来就是党（领导代表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她记得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街上见到过有类似的一幅宣传画），体制决定了，他们那些当下属的人不需要，也不必要，更不应该去多想点什么；思考是人类的一种功能，长期不用，也就退化了，而退化了也就安份了。现在，领导又指明了方向，不朝前奔，行吗？
都整整三十年了（6）
不过有一点，她是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了：如今只有钱，这一样东西才具备了能压倒一切的气势、气概和气魄，因而也只有钱才拥有了真正的发言权。
说是这样说，但对于赚钱，其实，湛玉也与别人一样的一窍不通——她觉得，家庭的遗传特质到她那一代或者已经退化？但她还是搜肠刮肚硬着头皮向领导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创收”的方案和计划。比如说，卖书号出书，又比如说，向上头申请一个刊号，办一份畅销型的软性类生活杂志；再比如说，与港商合资搞一家彩印厂承接社内行内甚至社会上的各种印刷业务等等。甚至于，有一些建议都几乎要豁出文化的圈外去了（你不是要我们大胆设想吗？——她笑眯眯地向听取她汇报工作的领导作出如此解释），诸如开一家书店，再兼经营几张咖啡台座，让客人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边拣书来阅读；或索性就开一家以文化特色为招徕的饭店，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下海去大干它一场，等等之类，乱七八糟一大堆。
领导当然不会全部采纳，领导毕竟是领导，领导有领导的地位、权威，也有领导的艺术和胸有成竹。再说，除了湛玉，别人也有交上来的一大堆方案。然而，就其中一、二，经过上上下下的反复研究和探讨，还是有了些共识的。于是，便准备一试。但不试不要紧，一试便知道了深浅。凡纸上谈兵的方案，一经实施下来，十之有八、九都是以失败还以招惹一大堆麻烦事而告终的。还有一、二也最多是打成平手，不来不去，做了等于不做。看来，生意经这东西不好搞，钱没那么容易给你赚到手哪！湛玉想念起了自己的早已去世了的父亲，心里有些怅然更有些难过。她突然明白到：原来，她是那么地爱着父亲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的她只是将这种情感压抑着，没曾，也没敢充分表达出来。但等到她希望表达时，却已没有了机会。她觉得自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在这个辨不清东西南北价值观的浑沌时代，人老像是吊在半空中的一件悬物，任凭空谷来风，将你吹向这边又吹向那边。
但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信实的：那便是钱。钱是一根绳索，不攀紧它，谁都会跌入一个无底的深渊中去，万劫不复。
从表面上来讲，她开始对一切能赚到钱之人，尤其是那些能不露声色举重若轻赚到钱之人——比如说自己的父亲，还比如说谁，连她自己也说不上——产生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认识和由衷的崇敬之情；但就内里而言，她感觉到的是一种焦虑和渴望的煎熬：焦虑她会永久地失去点什么以及渴望能拥有和被拥有。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她的某个童年情结的延伸与形变。
让时光再一次倒流（1）
让时光再一次倒流。1968年，1968年的一个清澄的夏夜。
谢的故事的后文，那倒是几十年后我再从湛玉那里听说的。后文的场景变成了刑场。他，她，她以及我。于是，便徐徐地织网出一只可以互相贯通的人生故事来，而当一个局外人的谢姓的他突然失足，跌进深渊，他绝望了的惊呼从三十年前的谷底传上来，至今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让时光再一次地倒流回三十五年前。1968年，1968年的一个清澄的夏夜。
亮晶晶的星斗在墨蓝色的天幕上静静眨着眼的时候，整座城市都辗转反侧在一个巨大梦魇的压迫中。街上，已空无一人了，打粗红杆的，姓名倒贴了的大字标语沿着灰褐色的工厂围墙一路张贴过去；也有直接蘸着黑色或鲜红的涂料挥写在墙上的，“紧跟”还是“打击”一类的标语，即使在这静夜里也有一种呐喊的知觉。
我不敢行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尽量拐弄抹巷。假装成一个忙碌了一整天的“革命小将”正急急赶回家去睡一宿的模样。但我却从未在任何一个门牌号码前驻足过，事实上，我是有家归不得。我是在黄昏时分离家出走的，那时，家刚被抄，抄家队伍还没有离开，我就从后门溜了出来，在街头一直踯躅到现在。不，我绝不能回去，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在家中等着我的。他们要抓我去隔离——隔离审查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国家常见的群众专政的手段之一。
这是我一生之中最长的一夜。清澄的盛夏之夜，有流星曳着长尾巴从天空上飞过，掉到弄堂砖墙的那一边去了。从弄堂窄窄的甬道望出去，不时能见到头戴藤条帽手持长矛的文攻武卫队员走过的身影，二更天的月光在他们的金属矛尖上闪着冷辉。那时代，上海人早已被禁养狗只了，但猫，尤其是游荡的野猫的只数仍然众多，它们在深夜的墙角或屋脊上发出凄厉的叫春声，互相拱背趴爪地诱惑对方，或“呼！”地一声从你胯下冷不防穿过，吓出你一身冷汗来。
那时，我十九岁。
后来，我去了香港。在往后的几十年的恶梦中，仍会有那幅场景的变了形的反复而又反复的再现。六十年代的上海东区那一带的弄堂，一条衔接一条，一弯尾随一弯，垃圾箱、小便池、老虎灶、供水站，我就怎么走总也走不出它们迷宫般的版图。一切都逼真得很：有月光有流星有野猫有冷辉闪动在矛尖上；我想，我是在寻找出路要去到某处，某处类似于出境关卡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护照，我的行装，我的正焦急地等待着我的亲人们。但我是怎么搞的呀？我不是早已脱离了那片土地了吗？我不是下了决心永不回头的吗？我怎么又会重投罗网，我是怎么搞——怎么搞的呀！在沉重如跋涉在外星球的梦境里，我始终悔恨不迭。
我踢开了被子醒来，有时发觉自己仍在香港，有时是在上海。梦的一部份是现实。而人，一只脚已踏进了清醒里，一只脚还留在梦境里。是啊，为什么我还要回来？我问自己，而且还如此热切地时时刻刻地盼着能回来？或因她，或因他，或因我自己？或因那无数个你你我我他他（她她）所组成了的，而后又遗失了的记忆细节？或者就是因为了那块土地的本身？总有那么一条半条生命的基因在我灵魂的深处呼唤，叫我无法抗拒也无法躲避，不论是对了还是错了？
但结果，我还是被隔离了。不是我回家去自投的罗网，而是我在街上经过了两夜一天漫无目标的遛达后，终于让人给发现了踪迹。
我被关了起来，关在“东虹中学”教学大楼的顶层。教室那时已不作上课之用了，课桌合并起来，让我们这些被关押的师生当床睡，课椅则堆垒在教室门口，阻止有人逃跑。教室里空荡荡的，黑壁板上方的一大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帽的像片，为的是让我们这批罪犯或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