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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春的某一天，湛玉一早上班来到编辑部。她见到编辑部里人人都显得很兴奋，大伙儿围成堆，谈论着什么。连长病号也都赶来单位了；还有那些个平时在办公室里存在了等于不存在的木讷之人，现在也都站立在人圈的外一层，结结巴巴的，想插嘴，但又插不上嘴，急得脸都憋红了。湛玉感到好笑，她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这些天来，谁都没有心思上什么班了。社会上的形势已经开始变得风起云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股飓风的成形处是在北京，准确来说，应该是北京城里的那一片广场上。广场上有一座纪念碑，开始的时候，纪念碑的四周堆满了花圈，有人在碑座前发表演说，有人写诗和朗诵诗。人群激愤了起来，于是，旋风的中心气压便一点一点地形成了。后来，飓风从广场刮上街去，刮遍了整座北京城，再从北京吹向全国吹来了上海。
湛玉从中感受到了文革初始，各校停课，各厂停工闹革命时的那股子猛劲。那是1966年初夏的事，她才十七岁。就像这回一个样，当时，每个人的心中扑腾着一种莫名状的兴奋，都以为改写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但后来，证明酿成的是一个空前的长达十年的历史悲剧。
这一次的结果会不会也一样呢？她相信不会：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
当然，从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首，一切已清楚不过。然而在当时，就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整个社会就像是一条被斩断了缆绳的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溜溜地打转。各单位在看市里，市里看中央，中央在看谁？没人知道。
湛玉整理着自己桌面上的文件和稿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她见到有几位同事正向她的桌旁靠拢过来，他们站到了她的办公桌前。下午，社里要召开全体员工大会，会后，再一齐上街去游行。他们要求湛玉也能代表编辑部在会上表个态，说几句。湛玉不语，但决心已经悄悄下定。
其实，在这之前，代表了人民先进思潮与社会超前意识的文人们早已在蠢蠢欲动了。他们在暗地里振臂激昂，在台底下磨拳擦掌已有好多年了。他们踏上红地毯，登上世纪讲台，他们呼吁说，先有了物质文明才会有精神文明，历史的脚步不等人哪，而只有纳入了国际大潮流的民族才会有自己真正的生存空间！这类话都说得很有感染力很有鼓动力，这类话换来了千千万万民众的欢呼。
湛玉毫无疑问地认同和赞美这些观点。而她的自我感受却有点是跨于两者之间的：她当然是属于那千千万万欢呼人群中的一个；但她似乎也属于那一批批登上台去慷慨激昂中的某一个。她平时一般都很冷静、含蓄，也颇有克制力，但在那会儿，她真有点激动了。那天下午的员工大会，她一反常态地上台去，作了一篇措辞相当激烈的发言。她说，这是我们这代人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难道不是吗？它落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七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它落在了我们的父辈身上一样。我们的父辈摧毁的是一个腐朽不堪了的封建体制，那要等待我们去摧毁的又是什么呢？她没说穿什么，她只是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句，她认为这样的提法会更有力。
她的发言博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她从讲台上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的双颊因激动而变得嫣红剔透，显得比平时更加光彩夺目。她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她觉得，只有在此一刻，她才真正走进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生命角色中。
但事情并不像湛玉，也不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发展。不久的后来，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北京学潮和政府平息学潮的种种举措。再后来，出版社里就有人提出也要同她来个秋后算账。而提出秋后算账者正是当时对她的发言报以最热烈掌声的人。但毕竟，群众的大多数还是讲道理的，而经过了文革洗礼后的领导也是有理智和理性的。他们都出面保她，说她也只不过是受了点社会上某种思潮的影响罢了，根子不在于她本人。再说，那次的发言，她也没说什么呀；她一贯积极上进，工作认真负责，品行又端正，她爱国爱党之情不容怀疑。如此这般，这才让她的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关。
都整整三十年了（5）
其实，湛玉自己倒并不太在乎这些事的，她的性格中素来就有一种敢做敢当的成分。只是在“敢做”之先，她一般都会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习惯。而一旦做了，也就做了，她不会推更不会赖。那一个时期，不知怎么地，她的思想空前活跃，情感也特别躁动，有一种像是沸腾着的岩浆在地壳之下涌动，时刻准备攻其薄弱环节喷柱而出的强烈的豁出欲。她本来就喜爱看那一类书，现在，她更是去资料室找来了几乎所有的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经典名著，没读的读，读过的再读多一遍。这都是些写实主义大师们的巨著力作，作品气氛浓烈，场景庞大而逼真，人物更是一个个地被大师们雕凿得入微肌里，呼之欲出。她完全沉湎到了这些小说的情节与氛围之中去了。其中尤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艺沙龙，那一片片星罗棋布地存在于那个腥风血雨时代中的艺术与人性的绿洲最叫她醉心。小说往往是以一家或几家沙龙的聚会活动为主轴背景来作辐射式的情节开展的。而那个时代，这类沙龙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一、二位贵夫人，高贵、美丽、富有，同时又精于学识艺术音乐哲学，拥有迷人的社交手腕；所有的大作家大画家大艺术家以及革命者都不约而同地来此聚会，他们围着她（们）团团转，一个个地与她（们）发展各种不同形态的暧昧的情爱关系。湛玉向往这种生活，她几乎都将自己幻想成了其中的一名女主角了。
但这段历史和这幅历史场面并没有在廿世纪末的中国社会重演。90年过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时代。
那种一日千里的经济形势和排山倒海的市场阵容反而令湛玉有些感觉不适应起来。同时感觉不适应的还有那些昔日曾经登台呼吁物质文明时代赶快来临的文人们。他们先是困惑，次是怀疑，再是有点不知所措，最后，竟然都愤愤然得都带点儿对抗情绪了。情势是这样演变过来的：物质先开始“文明”了不久之后，便很快全线泛滥了起来。天底下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的事情，不做则已，一做往往过火，这回也差不多。作家文人们的社会身价开始贬值，形象淡出，影响力也随之而降低了。这是因为社会自有她愈变愈强烈了的兴奋灶，那便是钱。它压抑了人们对其他一切的兴趣。别的道理暂且不说（其实也无法说清），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是：社会居然也漠视起了他们这一批精神贵族的存在，要知道，中国历朝历代走过来，无论当政者换谁，他们从来便是某种社会特权的当然享用人啊。但没用，从西方全盘借鉴过来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绝对蔑视这一套。传统？传统算什么？尤其是中国特色的传统。不是说，我们正是在这种传统的腐朽气息的薰陶下足足滞步缓进了几千年么？不是说如今国门打开，我们都要迎接国际大潮流的神圣洗礼么？所谓“国际大潮流”，其组成的主流文化便是西方传统和全套西方的价值观，懂吗？！文人们哑了口，好龙的叶公们如今谈起龙来，也都显得有点色变兮兮了。
恰巧，兆正和湛玉的搬家也赶在了这一个时期的前后。
于是，她搬来新居生活后的压抑的心情便显得有点儿有迹可寻了。但严格说来，它的成因应该是双向的：不单是那些名人住客对她造成了某种心理压力，反过来说，她也没从心底里去瞧得起过那些名人。她太了解他们了，尽管囊中羞涩，但还得一个比一个装得更阔绰更豪气更显赫更见惯大场面和更脱俗离世当然也就更不能与常人一般见识。他们暗中窥视的当然还是钱，但当人面却总是扮得十分洒脱，表示说，钱这东西算个啥？我等从来就没将它放在心上过。他们生活得其实也很累；他们最理想的赚钱模式是：既能保住面子（在他们的圈子里，名声的面子很重要）又能赚到“夹里”（在他们的圈子里，钱的“夹里”也一样重要）；不花什么大力气，便能将自己名声的软件于对方的不知觉中将他们钱财的硬件给诱引了回来。湛玉看得真切，想得明白，她在心里直发冷笑：瞧你们折腾的，这年头，我看，难！她从来就是个傲气过人的女人，这会儿她看不起她的这班芳邻就如当年在学校里，她从没看得起过那些从穷街上出来的，却自以为自己有着红透三代人的家庭背景的狗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