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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里，准备夹起一粒鱼丸的时候，也有一双筷子迅速地伸了进来，夹走了一只蛋卷。她知道：这双筷子是表哥的。还有一个感觉：那天，两人都穿得非常雍肿，坐一并排，她的手肘抵住了表哥的手肘。她不由自主地将全身的感觉都集中在了那个接触点上，总觉得好像有点什么会从他那儿传送到她这儿来似的。全顿饭的工夫，她都心神不定，连望表哥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转眼天热，又到了夏天。表哥还是经常会在礼拜天的上午突然上她家来。他站在她家的店堂间的门口，向着正在菜场里玩跳橡皮筋的雨萍招招手。她当然明白表哥的意思，便很利索地将事情办妥了。她愿意见到表哥的那副心满意足的神情。有时，表哥还会与她一同爬一把很陡的梯子，到她家的三层阁上去，盘地而坐谈点什么。三层阁一般没人上去，那儿整年都堆放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干货，散发出一种干霉的气息。他俩放心自在地将口袋里的东西全掏了出来，摊在地上，一同分享。表哥说，长大了，他一定要干成一番大事业，他不能再在这儿住下去了，这儿又穷又脏又臭，他要搬到西区去。她说，西区？西区很好吗？他说，那还用说？简直像是在外国。她又问，外国你又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子的？他不屑地望着她，说，难道哪里都要让你去过，什么都要让你做过，不成？他又将他读过的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小说中得来的印象加上自己的想像发挥了一通。那时，他刚升入中学不久，正整日整晚地沉迷在这一类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有时，为了赶读一本第二天一早就必须交还给借主的小说，他会彻夜不睡，就着一盏五瓦的小日光台灯的苍白光芒欲罢而不能地读它个通宵。直到凌晨时分，才迷迷糊糊地瞌在书桌上打个小盹。待到惊醒，才发现说，啊唷，糟糕！便立即抓起书包，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朝着学校的方向飞奔去。但还是免不了，他的学生手册又添多了一道红杠杠的迟到记录。
这些都是后来姨妈告诉雨萍的。姨妈说，那段日子正值家里又忙又乱之时，你姨夫病倒在床，她自己又要忙里又要忙外，无法分身。偏偏学校还常常找她去谈话，投诉你表哥不守学习纪律的事。搞得她心力都疲瘁了，怨恨不叠。然而，恰恰就是在那时，彻底征服了雨萍的就是表哥的那种对故事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她觉得从表哥口中描述出来的上个甚至是前个世纪外国和外国人其实并不是那么陌生和遥远得无法触及。在当年还是个高小学生的她的心中，这一切似乎也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份；那些人和事就活龙活现地存在在她的周围，她能从与她共同生活的人群之中找出每一个故事人物的影子来。她对她的表哥佩服得不得了，她想，表哥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本事呢？
十一：雨萍·童年·东上海（5）
几十年之后，当她一个人坐在香港半山区的一幢巨宅的客厅之中，孤寂地回想起这一幕又一幕的场景时，她自然已能完全明白了当年她自己的那些疑问的答案是什么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将一本摊开了页码的书倒合在自己的膝盖上：这是一本表哥新近完成并出版了的小说。她将头靠在贵妃躺椅的枕把上，她觉得有点累了，她想睡一会儿。
于是，迷迷糊糊地，后弄堂的那条涂写着“打倒狗腿子张三！”的窄窄甬道又出现了。她总觉得这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但也有过好几回，她终于还是来到了它的尽头，这是一道用红砖墙围砌而成的小小的弄堂拱门，从那里，她能望见两条街以外的那排青砖墙身以及紧挨墙身搭建的那个脚踏车的补胎档。她在盼待着有谁会从那个方向上向她这边走过来。
两条人生平行线（1）
有时，我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给我们让出了时间和空间？我向湛玉说，真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预感
更令我确信我与兆正之间有一种生命的暗脐在联系着的另一个迹象是那一晚——就是他沿着淮海路一路西行而去的那一晚——我也恰好在同一个掌灯时分，被一种莫名的冲动激励着地离家出门去。这是我在之后才听说的。当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由东向西行，思考着类似的人生主题，梳理着一样纷乱的思绪，自我安抚又自我鼓励。对于湛玉的感觉，一个失去了，一个得到了，就如在三十年前一个得到，另一个失去一样。但却一样都有一种空虚感，无奈感，飘飘然然地浮在半空好像老找不到那种能回到地面上来的脚踏实地感。
我细细地回想起了这一晚来。
当我从我居住的那幢位于港岛东半山的住宅大厦的铸花大铁门里走出来之前，我应该是先经过一片宽阔的停车坪的。一个熟识的大厦管理员迎上前来，堆着笑：今晚不开车吗？我摇摇头，我想，他一定觉察到我脸上的什么表情了，没再说点什么，便从我的记忆之中退了场。我绕过了一辆浅灰色的“奔驰”，又在一架紫红的“积加”车的身旁经过，然后便走到了街上。
初秋的香港，天气仍十分炎热。近晚时分的半山区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花的甜丝丝的香味，香味之中还带有一种酒的醉意。橙红色的落日现在已经完全沉落，落到地平线下去了——它沉没之前的那最后一幕景像我是在我家那临海的露台上完成观摹的——远处，香港中、西环商业区的高楼大厦们的簇簇的黑色巨影彼此复合重叠，像锯齿利牙一般地割据着西边海面上的那片仍是十分明亮的天空。而薄暮像一层轻纱，开始升起，飘逸、优雅，将这远远的一切都巧妙地笼罩在了其中。
那是一幅十分壮观的场面，从东半山山脊上的任何一个方位，只要没有建筑物遮挡视线，你都能望得到。此时，在我的头顶之上是一片宁静无比的天空，碧澄的天幕上镶着一两颗明亮的星斗。路灯刚点着，橙黄色的，背景在还是相当明亮的天空上，一盏一盏地排列开去，仿佛是一长串会发光的装饰物。蔓藤植物从两旁的山壁上挂下来，晚风吹过，像山的一缕缕飘动起来的绿色的长发。
窄窄的人行道上，行人十分稀少，只有晚归的私家车从我的前方或身后无声而疾速地驰近或超越而过。在这片高尚住宅地段，车辆一般都很少鸣号，只是在前方的某幢大厦前，一辆抵家之车会渐渐减速，黄边灯巴眨巴眨地靠向道边，等待大厦的铁门为它打开。
在大坑道黄泥涌道的道路交汇处，我绕过了一个车辆回旋点之后再穿越过若干条交叉的斑马线，走上了上司徒拔道。山道更窄更陡，行人也更少了。我一路向落日沉下的方向走去。我装得有些行色匆匆的模样，但我是漫无目标的；我不知道，就在这同一个时分，远在千里之外的兆正也正沿着淮海路漫无目标地一路西行而去。司徒拔道两边豪宅的窗洞间，灯一盏接一盏地全亮了起来，夜色开始深浓。透过宽大的露台望进去，有人影在水晶大吊灯之下晃动。有狗吠，一个身穿睡袍的年青女人坐在露台上的一张白色沙滩椅上，她的双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她抚摸着一头躺在她膝上的长毛狗。
我先想到了上海的她，接着便立即联想起香港的她来。
当我在露台上观摹完落日那最后一幕回到客厅中来时，客厅中的光线刚开始晦暗下来。在朦胧之中，家俱们蹲伏着或站立着，像一匹匹温顺或者是居心叵测的野兽。听到声音，雨萍从房中急步跑出来，依在门框上，便止步不前了。她只是用目光望着我（我虽没去回头看她，但我能感觉到），望着我拖椅，穿衣，着鞋的一切细节。我从酒吧柜上取了串钥匙，掉转头去。不知怎么地，只要在与她对视的一霎间，我都能在她的眸子里找到兆正的影子。这是个消失了五官的他，影影绰绰地存在于遥远的年代里。这常令我对她无端端地生长出一种疏远感来。我说，我出去一会儿。她说，嗯。之后就不再多问了，或者她知道，即使她问，我也未必会答她。
其实这一次，我真也答不上来。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今晚我为什么要出去？出去又去哪儿以及将出去多久？
我认识雨萍在三十年前的街道青年的学习会上。那时，我们都是待配在家的应届毕业生，每逢星期三、五都要自带一张小板凳集中到居委会，坐在那儿聆听二报一刊的社论或是最新最高指示的传达。有时，街道里委也会请来某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女工来为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会。这些满脸皱纹，扎着发髻的女人通常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文盲，能被请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