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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零点多时，她按下了我的门铃。起初我以为是我父亲，他知道我继承了外祖母的宅子，如果他真想找我，他能够找到。我已决定要面对他，于是在门铃声响中，我不紧不慢地换上衣服，洗了脸、整理好头发，以稍好的状态面对他。但并不是我的父亲，老纳撒尼尔·威尔森。她站在门边，抬起头看我，好像很吃惊似的。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小姐？”那时我不认得她，以为她是半夜路过拉奇蒙，因为汽车抛锚之类的事故来求助。
“我会非常感激你的帮助，威尔森先生，不介意请我进去？”她也许是猜到我并不乐意被采访，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她朝我扬起手上的照片，是我外祖母年轻时在拉奇蒙这栋宅子大门外拍的。我半俯下‘身看清了些，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她说：“我一直非常喜欢温妮·吉尔夫人，当我知道你是她外孙时，我就猜你可能住在这儿。”
“看来你很了解她。”我倚在门框边，并没有露出邀请的意思。
她撇了撇嘴，“好吧，我打听过，你没有回家，也不在你那几个朋友家，所以我就找到这里——我找了整整十二个小时，我走遍了整个拉蒙奇。你不会在凌晨一点让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城里吧，威尔森先生？”
“尼尔，谢谢。”我想了大概五六秒，侧身打开门让她进屋。
“我叫格丽塔。”她热情地朝我伸出手，没有半分疲倦的样子。我只得象征性地握着她的手指轻轻一摇，然后关上门。后来我知道让她一个人走回城里也没有问题，估计她路上还能解决两起入室抢劫案。我看过关于她在战地的报道，她主动代替了一位年轻的女翻译员做人质，最后还成功逃生。
我们走进连着客厅的开放式厨房，我跟她说冰箱里还剩啤酒，或者我可以给她煮咖啡。她说啤酒就好，于是我去打开了冰箱门。这时她突然说，“你真是太高了，我一开始没想到。”
“是吗，我倒是很喜欢这点。”我打开啤酒盖，递给她一支。
“就像托马斯·沃尔夫，你可以趴在冰箱上写东西。他多高来着，六尺六？”
“那么我比他还高一些……好吧，身高而已，但我并没有趴在冰箱上边写边吃的习惯。”她提起了沃尔夫，我就想起他笔下那些带着滚烫粘稠果汁的油煎苹果、金黄的牛油炸牛排和用黄油加鸡蛋煎制的方形煎饼，饿了起来。
于是我找到炉灶边的意面，丢进微波炉里热了，问她要不要，她说好，我分给她半盘。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料理台边，一边吃微波炉意面，一边谈论着我外祖母，温妮·吉尔的画作。因此她深夜冒昧前来，也不那么讨厌了。
“我一直很崇拜她，我想像她一样，先锋女性，这场运动像是六十年代重演，但却没有琼·贝耶兹……所以我很感激你为我们播放了《夏夜》。”
并不是为你们播放的，但此刻我不想说穿，“我没想到那么多人会听，事实上，我现在还背不下《维拉涅拉》的歌词。”
她惊讶地说这不可能，她说她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唱到我记得为止。我们喝完了啤酒，有些遗憾，于是我拿出了威士忌问她喝不喝，她欣然答应，我拿马克杯满满地倒了两杯。我在大学时早上总要喝一杯威士忌才清醒，我常喝酒，但不是酒精上瘾，这是我在这个暑假里第一次喝威士忌。
我们喝着威士忌，唱着那首《维拉涅拉》。她被威士忌呛得咳嗽，把酒撒了一地，我又倒了一杯喝得喉咙发烫，眼前仿佛有百合和露珠闪过，反复地唱着“我们将听见画眉歌唱”仿佛置身于千万人的游行队伍中。
等我能完整唱下整首《维拉涅拉》，我已经喝得大醉，她和我谈起六十年代，又从卡米洛特*聊到激光枪先生*，她问我的名字是不是来自尼尔·阿姆斯特朗，我说我们的名字拼法不一样，我手上沾着威士忌在料理台上划了起来。他的是N…E…I…L，我的是N…I…E…L，他们在网上都拼错了我的名字。于是我们说起阿波罗登月，她问我信不信登月是伪造的，又扯了一通阴谋论和对政府的怀疑，“也许只有阿波罗13号*是真的发射了，一次不错的尝试。”她说。
我说我相信尼尔·阿姆斯特朗真的跨出了那一小步，我相信那十二位宇航员都真的踏上了月球，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诗意最具有想象力的事。不管他们是为了拖垮对手，还是实现人类恒久以来的梦想，我都愿意相信他们真的做到了。
她又问我越战的事，问我温妮怎么和我谈论它。而事实上温妮从不和我讲这些，她更多地和我说那些画家们的故事，讲她的亚马逊森林旅行，讲她在阿拉斯加春季时看过漫山遍野的金色野花，讲她在佛罗里达划船去远海域钓鱼。我的外祖母温妮本姓林奇，是战后的一代，家庭富裕，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崭露头角，后又以画作闻名，三十多岁才从纽约嫁到了费城去。但她和我在一起时，从没有那样的锋芒，只是我温柔而智慧的外祖母，她几乎每年都来拉奇蒙和我过暑假，她给我画过许多肖像，我们一起去找纽约城里各种各样的旧址，晚上我们一起听怀旧电台，开着关于奥逊·威尔斯*的电台玩笑，模仿着播音员的口音语调说：“我们要打断一下本次广播”。她也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给我每首诗、每篇小说都提出了诚恳而有效的建议。而那样愉快的日子结束于一场车祸，我在十六岁那年的暮春到费城参加了她的葬礼，然后独自开车回到纽约，路上树木枝叶繁茂，花正在凋谢又正在盛开，我直接去到拉奇蒙，在这座宅子里喝完了她留下的白葡萄酒，就在这厨房的地板上睡了一整天。
我是喝得太多了，说了许多的话。我还记得我告诉她，我在后两年里没写新的东西，把她看过的那些诗和小说反复修改，最后我留下了诗，在大一的感恩节假期投给了出版社。那些故事生于我年少时，多少有些稚气去不掉，加上怀念温妮，我不自觉地把它们写得更为温情一些，有评论说我“一定不做不到看三页以上的奥康纳”，那时正是春假，乔舒亚和我不打算去旅行，就留在波士顿，在我租来的公寓里无聊地把那些评论念上一遍又一遍。事实上我很喜欢奥康纳，我以为乔舒亚不会喜欢，他祖父是个电影商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营得非常成功。但他却说他看过《善良的乡下人》好多遍，一直觉得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高明。我问他难道那些故事不会令人感到难受吗，辛苦工作一整天的人晚上怎么会愿意看到这种故事。
他说，你知道好莱坞干掉艺术是靠那些令人舒服的故事，但是薇薇安就算像凯瑟琳一样难产死了，也不会让《风月俏佳人》变成《永别了，武器》。
有时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学不会那样，就算我滴酒未沾也做不到，我和格丽塔聊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很多政治，而我从来不懂也不关心。最后她说要给我拍张照片，从她的背包里拿出了她的单反相机。她先是拍了一张，说拍得不好。
“靠近些，尼尔，我拍的不好一定是因为我靠得不够近。”她像罗伯特·卡帕似地说。
“我们又不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我这么说，却还是起身靠前，胳膊支在料理台上撑着下巴，让她拍了张满意的照片。然后我醉得太厉害了，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沙发上，格丽塔已经不在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得去附近超市采购，我买了麦片和谷物棒，又拿了一瓶牛奶打开直接喝了大半，依旧是头疼得难受，于是到超市里的药房买醒酒药。
那差不多该退休了的售货员认得我，从我五六岁时温妮带我来买止咳药水时就认识了我。他给我拿了醒酒药，说：“你那张脸就算被酒精泡过也还是那么帅，尼尔。”
我说闭嘴吧，你这把年纪不适合我。他把报纸拍在我脸上说：“你是同性恋，我他妈又不是。”
我的脸在封面上，我半垂着眼帘，手支着下巴，那副笑容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可一世。我才知道，格丽塔·萨夫是个记者，她录了音，她写了一整篇报道。她写了我对我那位资本家父亲的厌恶，我那位典型上流社会的男朋友并不关心我的信仰，我已经从名校辍学因为腐朽的教育几乎扼杀了我的灵魂。我相信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