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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布笑了起来，“两千年前的马车轮子都是用刀片刮出来的。”
这是我做不到的。上个周日乔舒亚给全家烤了纸杯蛋糕做早餐，我打算帮他裱花。我做得糟透了，混合了烤核桃碎的咸奶油滑出了纸杯外。乔舒亚试图挽救这块蛋糕，他扶着我的手将奶油螺旋地覆盖在蛋糕上。它在那些拥有玫瑰型、树叶型或者贝壳型裱花的蛋糕间非常尴尬。“这个给我吧，我学做蛋糕就是为了给自己挤最多的奶油。”乔舒亚这么说，让那个快被奶油压垮的蛋糕看上去又可爱了一些。
“我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它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放下别的问题。”维布说道。“你听起来不太好，那边很冷吗？我从来没去过洛杉矶。”
“还好，我现在坐在壁炉边上。”
“你不需要……事实上，我这些天也疼得要命，你不用担心会把痛苦传染给我。”
我才意识到，和他说谎是非常愚蠢的事。但比起被拆穿的恼怒，我更感到轻松。“老天，我不好说我们究竟谁更严重，反正我是快把自己的皮肤都烤干了。以前打比赛时被人撞到了伤处，我还会坚持下去，但现在没什么能把我从壁炉边拉开了。”
这并不滑稽，但我们怪异地大笑起来。
“埃迪叫我吃点布洛芬，我在厨房里把它们全倒进了水槽里。说真的，我非常害怕再失去一点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我不想自己依赖那些可悲的小药片。”
“我大学时吃过一点，但没什么用，不如喝威士忌。但我真的戒了。我以前早上会把威士忌兑进热咖啡里喝掉。——当然，那样粗暴的做法让我无法称之为爱尔兰咖啡。”每次我都无法控制地将威士忌注满整个咖啡杯。
在我的大学橄榄球队里，除了我以外所有同学都是依靠橄榄球奖学金才能支付得起大学学费的。他们中有些是真的热爱橄榄球、将来打算做职业运动员，而有些仅仅是明白家庭和兼职不能付得起昂贵的学费，所以从初中起就刻苦训练，为了成为高中明星球员，被大学教练选中。
“有些和我一起打橄榄球的同学，对止痛药上瘾。运动员对疼痛的忍耐力比一般人好得多，但吃起止痛药来就更厉害了。那真是非常可悲。我很高兴你不会向止痛药求助。”我有些感伤地说。“但除了一位在去年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的荣誉以外，我没听说过他们其他人的消息了。”
维布沉默了片刻，“我明白。军队里有些人会私下贩卖吗啡，甚至海洛因。我试图告发过一些人，但似乎不能起到什么效果。”
“好吧，别太伤感了，至少我们都不属于那一类人。”
“啊，抱歉，我不知道该谈些什么好。这几年我非常害怕和别人说话，我总是担心……天知道我在担心什么。”
“放心，伙计，等你开始控制不住地揭露我内心阴暗面时，我就会把我们两个都当做难得的特殊交流案例来研究。”
“我不认为你有兴趣研究。我一开始就确信你不在乎，我对此感到不可置信。一直以来，要隐藏这种能力都是十分麻烦的，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会有人对此一点都不在乎。”
“是啊，你可以从柜子里出来了，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
维布听了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才收敛了笑意，“我在乎一位朋友，但我不在乎超自然的天赋。”
“谢谢。我想说……天啊，谢谢。”
他又沉默了下去。我不喜欢把气氛弄得这么低沉，尽管我明白维持那种社交晚会式的交流气氛是需要才能的，这是我们都没有的。“我更有兴趣研究你的俄国菜式。你总是写，我却一次都没尝过。”
“如果你愿意，等天气好点的时候，你可以来新罕布什尔。我可以邀请来做客了，我想我的情况不会那么糟——我已经超过三十五岁了。”
迪梅克·格雷格说过，他们这些人三十几岁就会彻底疯掉。我当然为他感到高兴，继续听他说新罕布什尔的森林和其中的动物。他说他不敢奢望能去打猎，因为他不确信他拿到一把猎枪后会做出什么事来。于是他在天气好时去林间散步，到林场以外、森林的更深处，看着那些藏在树林灌木中、他叫不出名字来的动物，它们好像温热了他心灵中僵化掉的那部分。
“好像是只土拔鼠还是貂，我用三明治里的鸡肉把它从洞里引了出来——它吃掉了，我简直高兴坏了。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军队里不允许养宠物。有个伙计在巴格达捡到一只雉鸡——它还活着真是神奇。他想养它，结果还是被长官送去厨房做感恩节烤火鸡了。”
说起来感恩节也快到了。最后维布建议我，“试试做红菜汤，除了牛肉再放点牛椎骨，会让你感觉好很多。”
我挂了电话，又想起他说他超过了三十五岁。在许多人的人生计划中，在三十五岁时取得一定的事业成就和稳定的地位已经算是非常理想了，然后他们才开始考虑要个孩子。青年时的迷茫和辛劳才过去，生活终于在他们面前铺展开一幅更明朗开阔的画面。但对于维布来说，平稳地度过这个年龄，好像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壮举。
突然门被打开了，道格拉斯走进来，一只手握着两个马克杯。我想接过他手上的瓷杯，他说：“这是热巧克力，我们一人一杯。”
说完，他捧着马克杯在壁炉边的沙发上坐下，“你以前打球受过的伤会疼吧，洛杉矶的冬天的确不好过。”
“还好，去到哪里都会疼的。”
“我以前被日本人打过几枪，来到洛杉矶之后冬天总是会肩膀疼。”
我喝了一口热巧克力，味道非常浓郁。“我还不知道热巧克力能过缓解旧伤。”
“不能啊，只是很好喝而已。”
我不禁莞尔，“是啊，的确很好喝。”
“噢，这木珠链子很漂亮。”
它绕在我的左手腕上，似乎这样会保护我骨折过得手腕不受疼痛侵扰。“这是维布·格雷格送给我的。”
“维布，是我认识的那个维布吗？”
“我想是的，他有时会提到你。”
道格拉斯看着那串手链，沉默了半饷，叹息道：“是吗……他过得不算太坏吧？”
“比预期中的好很多，这是他亲手做的。”我脱下手链，递给道格拉斯，“刚才我们通了电话，他大概比他的父辈们情况好得多。”
他举起手链，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他很用心。”
“我很抱歉，道格拉斯，但我的确非常好奇，为什么你会帮助他？”
“你不用道歉，这不是什么秘密。”道格拉斯把它还给我，“我不知道你认识他，所以我以为你不感兴趣。在珍珠港遇袭时，我在大学读二年级，那时我非常讨厌家里的环境——他们只关心怎么在这场战争里赚钱。于是我休学去参军了，我起初是在航空母舰上做后勤，在那儿我认识了比尔·格雷格。
我点点头。他就是迪梅克·格雷格所说的那位死在二战中的士兵，那个“最正当”的发疯理由。
道格拉斯继续说了下去：“后来去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作战，他发现了好几次日本人的埋伏——真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我们的长官差点因为他违纪而枪毙了他。然后有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快要发疯了，他眼里都是血，他家里每个人都会发疯。然后——如果你和维布是朋友，你会明白和比尔做朋友的感觉，我知道他能洞察人心、洞察一切，但我选择去相信他。于是他向我说出了他们家族的故事。是的，我相信他，但我无法拯救他，第二天我们和日本人作战时，他突然丢下了枪。”
“他救过我几次，但我根本没有想过去帮助他。我只觉得，我们睡在潮湿的帐篷里、随时可能遇袭，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准备好去死，那样的环境当然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快要发疯。我没有严肃地对他的问题，我本来可以救他，送他去做个精神检查……但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想要安慰道格拉斯，但我发觉他脸上一片平静。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是个智者，自己懂得开导自己。“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愧疚了，我放下了这些。我回到美国后，读完了大学。在我父亲死去之后，我得到了我的那笔遗产，我把它全给了格雷格家人。然后我离开纽约，来到了洛杉矶。我知道那笔钱不可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选择不去想它。直到一九七零年，阿尔伯特·莱特来向我求助，我才知道我实在低估了格雷格们的厄运。”
“噢，我听说过他。”
“他的妹妹，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