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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叔叔走了，我突然觉得，我对他的感情变得复杂了，有些像女儿和父亲了。你知道，我一直不清楚谁是我父亲。我一直也没心思弄明白谁是我父亲。这一阵，我突然想弄明白了，但是，我多么希望，大牛叔叔就是我父亲。
单位
干爸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一晚上没睡着，我始终在做自我批评，我想做一个有名誉的人，我想回上班，我还想入党！我起码应该负起点责任来，无论是作为母亲的儿子，还是作为蝴蝶的丈夫和五个孩子的爸爸，我都没理由倒下去。想来想去，我确实没什么大问题。正如干爸说的，从大火中逃出来，在山里面躲了几年又回来了，算多大的事？原以为最大的问题是逃避文化大革命，现在这已经不成问题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对煤的味道，对密集的脚步声，对种种东西过敏，是早就有的老毛病，小心一点，无碍大局。这么一想我就信心十足了。
又过了一天，又是一晚上没睡好，早晨醒来，我对母亲说：“今天去单位吧！”母亲听了很高兴，还说：“我陪你去。”吃完早饭我跟着母亲出去了。我实在闻不惯满街的煤烟味，又怕碰见熟人，就找了个口罩戴上了，走在路边，离母亲有七八步远，就像小时候走在上学路上一样。
进了卫生局大门，我一眼就看见当年的很多同事，正在院子里集合呢！就像在迎接我，看见我们母子，他们一点都不吃惊，还鼓起掌来，现任局长原来就在卫生局，姓谢，他微笑着大步向我们迎过来，牢牢握住我的手，一直不松开，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我代表局里全体同志，欢迎你回来！”说完谢局长竟向我鞠了一躬，我似乎吓了一跳，不由地后退半步，煤烟味突然就浓了起来，大腿内侧就湿了，接着足三里也湿了，脚底下热气腾腾的，我真想乘着热气飘到天上去。我以前的那些同事和若干张陌生的面孔都在吃吃乱笑，我硬忍着不让自己出更多的丑，主动给自己解围：“对不起，我在山里躲了10年，整天只和金钱豹、野猪和狼打交道，早忘了人是什么样子，今天见了大家，有点紧张。”谢局长脸上带着善意的笑容，看着我脚底下，拍着我肩膀，说：“没事没事，你辛苦了，你差点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大家说对不对？”大家一致回答：“对，对，向杜仲学习！”我大腿间又是一热。谢局长说：“这样吧，大家正要去参加全县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呢！你就不去了，你刚回来，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局里将尽快打报告请求县上落实你的问题，恢复你的名誉，你放心！”
这样，我们就回来了。一路上母亲跟在我后面，唉声叹气。我很对不起母亲，我丢人丢大了，但是，我没办法。我发现，让我夹不住尿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没规律可寻了，这实在让我丧气。以前什么情况下夹不住尿，我是知道的，也是可以防备的，而现在就难说了。一切都有可能突然变成煤的味道。煤的味道，成了一个诱饵，任何有点微妙的神经活动都有可能突然和煤的味道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一回到家，我就去了小天鹅那边。
我不想让蝴蝶和孩子们看见我的狼狈样子。在小天鹅面前，我是舒坦的，我的故事她都知道，她不会感到奇怪。我见了她，就想哭。我觉得，她才是我的母亲。只有她这样饱经沧桑的女人才配做我的母亲。我躺在她怀里，真哭了。她什么也不问，她见我裤子是湿的，就全明白了。她解开裤带，拉去裤子，把那个垂头丧气的小家伙握在手里。她的手心里暖乎乎的，她先是静静地握着它，接着，她的手指动了一下，这一动，我就有反应了，就像一根弦让人拨了一下一样，我已经好些天没那个了，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噢，它把小天鹅的手撑开了，小天鹅现在握不住它了，我用目光示意小天鹅，快脱，小天鹅就急着脱衣服，我捏住了小天鹅的奶头——小天鹅早就允许我摸她的奶头了，小天鹅的奶头现在很耷拉，像个草垛，不过摸一摸就变成麦垛了。
我轻车熟路地进去了，我现在不用她帮扶了。我突然不给她了，让她求，让她说：“快给我！”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让我觉得我有用，我有权，我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当然，我总会给的。给就是要。我也想要。我发现，我做起来恶狠狠的，像恶霸，像被打倒的恶霸。小天鹅硬忍着不喊出声来，我咬着她耳朵说：“喊，喊出来！”我要让母亲听着，她儿子夹不住尿，却能干那个事，我要让母亲放心。我想起了谢局长最后那句话：“我们要尽快恢复你的名誉！”我好久没听过“名誉”这个词了，我感到很新鲜，不断地想着这个词。我在小天鹅身上晃来晃去时，这个词就和小天鹅融为一体了，“我操，我操！”我用这样的脏话激励着自己，我想，我如果一转眼能变得一个五迷三道的坏人，一个满身恶俗的坏人，我是愿意的，我求之不得。一个健康的男人，见了美女会流口水，这大概不要紧。而一个不健康的男人见了美女，会去强奸，会变得更坏，这才是可怕的。所谓“破罐子破摔”，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正像此时此刻的我，如果几分钟后一出门杀了人，甚至把我那唉声叹气的母亲杀了，你会吃惊吗？
名誉
“还是谈谈你父亲吧。”
“刚才你提到了‘名誉’这个词。”
我及时地打断了杜仲的话，并暗示他如何说下去。他已经习惯了我随时打断他，他甚至已经习惯了揣摸着我的思路往下说。
谢局长说“恢复名誉”的时候，我确实想起了父亲，“名誉”是父亲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父亲死了，这个词好像也死了。我偶尔想起它时，总觉得它灰蒙蒙的，而且藏在深处。其实，我一直不愿正视父亲的死，我总觉得父亲的死和我有关，我总觉得父亲的死不是因为母亲的揭发，也不是因为历史问题和所谓怂恿儿子逃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白了，在我的梦中，父亲的死另有原因，那就是，死于我这个儿子之手！
在蝴蝶谷的10年里，我最常做的一个梦，还是跑，还是没命地向葵花地里跑，这虽然是一个旧梦，内容却是新的。以前，向葵花地里疯跑是因为担心，担心自己会杀了父亲。而现在，则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谋杀已经完成。
我只身来到城外的坟地。
父亲的坟已经不新了，和伯父、爷爷、奶奶三人的坟，看不出多少区别了。况且我对时间原本是没有概念的，在我眼里，死去10年和死去30年，完全相同，毫无区别。我在蝴蝶谷里待了10年，现在想起来，就像是10天。
站在坟地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名誉”二字。我牵挂着父亲的名誉。父亲死了，活不过来了。但是，父亲的名誉应该得到恢复。死者似乎更需要名誉。自古以来的那些文臣武将，活着的时候不小心丢了官掉了头，死了之后追封一个好听的谥号就万事大吉了。我想，我父亲大约也需要一个近似于“谥号”的东西吧。
后来我去过法院，试图找到当年处理父亲时的卷宗。法院有我一个同学，他打开一间房子，让我自己进去找。他事先已经说过，悬，不好找。原因是：一，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公检法，基本被砸，停止了工作。先是由一个“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行使职权，后来由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统管公检法工作。10年中的大多数案子，并没有留下档案，红卫兵说杀一个人，自己就杀了，根本用不着立案结案。二，因为办公地点多次搬迁，很多文革前的档案都丢失了，更别说文革时期的卷宗了。但我不死心，还是想亲自找一遍。父亲是一个重视名誉的人，我有责任替父亲争回名誉。
同学打开门就走了，我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闻见了一股子防腐药水的味道和一些难以说清的味道。适应了里面的光线后，我看见了很多顶天立地的生锈的大铁柜，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宗。我抽最底下的一大摞子时，把最顶上的一摞子黄色毛边纸震了下来，同时掉在地上的，是一窝老鼠，刚生下的一窝老鼠，身子白嫩嫩的，满地乱跑。它们那种怕光的样子，它们尖细的声音，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我禁不住就遗出一股子尿来。我不想找了，但我也不想让老同学看见我尿湿了裤子，就只好硬着头皮蹲下来，磨蹭着乱翻起来。我把标有“1967”“1968”字样的卷宗一本一本都看了，没找见“杜益三”三个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