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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伏朝阳这时看见了每个大夫脚下的那堆杏黄色的隔离服，于是自己先向院中央走去。“把你们的宝贝衣服抱过来。”在院中央，伏朝阳用脚尖点着地。五个医生先腾出一只手，再慢慢蹲下来，抓起衣服，送过去。搁下衣服后，五个医生依次站在一旁，低着头。
大家等着看下一步行动。
伏朝阳蹲下来，划着了火柴。
森林里空气潮湿而凝重，而且太阳已经明显西斜，凉意渐渐浓了起来。因而火苗显得毫不热烈，从衣服边上十分迟缓地蔓延开来，对近旁的革命气息全无知觉的样子。不过，几分钟后，火势就有些锐不可挡了。始终站在一旁的伏朝阳不得不退后半步，紧接着又退后半步，布满红斑的小脸被火光映得一亮一亮。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突然，伏朝阳举起拳头，自顾自地喊起来。这几个字更像是自己从喉咙里冲出来的。伏朝阳那张被火光映亮的脸上轻笼着一层令人仰慕的神圣感。麻风病人们略显迟钝和不自然地举起拳头，跟着喊起来。五个大夫也慌忙腾出手举着拳头喊起来。声音开始有些零乱，很快就整齐了，而且越来越粗放。没人敢不张嘴，也没人敢只张嘴不出声。人人都担心被身旁的人揭露，人人都竭尽全力让旁边的人听清自己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人们意犹未尽，正要接着喊下去，却发现伏朝阳又蹲在地上，肩膀剧烈抽动着，抱头痛哭，左胸的毛主席像章也抖动着，差点要从微微结了痂的肉里滑出来。所有人都暗怀担忧 ：毛主席像别掉下来！不过，正如人们担忧的，毛主席像章果然就滑下来了。由于地面足够湿软，瓷质的像章并没有摔破。可是，毛主席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像章面朝下落在伏朝阳脚下，就像被地缝吞食了。刚才担忧过的人全都呼吸紧促，心怦怦乱跳，仿佛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伏朝阳本人却完全没有察觉。
“伏主任，看你把毛主席！”苏四十推了推忘情哭叫的伏朝阳。伏朝阳像一头泪汪汪的狮子，警惕地抬起头来。“你看你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苏四十嘴角有一丝幽冷的笑。伏朝阳一边站起来一边勾头看自己胸前，发现毛主席像章不见了，随即看见像章反落在地上，差点被自己踩了一脚，便急忙弯腰拾起，用嘴吹两下，本打算插进原来的位置，随即改变了主意，用左手拿着向右胸用力刺去。“那是右边，伏主任！”苏四十一字一顿说，并拖着长长的尾音。伏朝阳轻轻“噢”了一声，脖子一缩，把刚插进肉里的别针再拨出来，向血迹斑斑的左胸插去，插完后，扬起头，神色慌乱地说：“今天到此结束。”
想死（1）
夜幕降临后，鸟儿都会乱叫起来，有一种万众一心的味道。没过多久，所有的鸟儿忽然又一声不吭了，好像叫和不叫都由不得自己。我们五个连晚饭都没吃，呆坐在煤油灯旁，没人说一句话。我一个一个观察他们，我相信，他们四个人里面至少有三个打算逃跑。而我自己呢？我如果逃，往哪儿逃？我总不能逃到韬河去！我能做的似乎只有死，一死了之，死了就不感到羞耻了，死了那个可恶的毛病也就没了。
不过，没死之前我还是院长，哪怕我刚刚在大家面前丢过人。我觉得我有责任给大家宽宽心：“你们别担心，麻风病其实不见得像咱们想像的那样易于传染，最早发现麻风杆菌的挪威人汉森，他曾把麻风结节接种到自己的胳臂上做试验，一段时间后他身上的麻风菌还是零。我还见过一个报道，说阿根廷的一个麻风病专家，好像名叫斯胡曼，1957年他来中国讲学，去某麻风院视察，敢和麻风病人热烈拥抱。”
“你自己怎么吓得尿都憋不住了？”只有吴鹤声敢这样问我，我并不生气。我答道：“我从小就有这毛病，任何时候任何原因都有可能突然尿湿裤子。”我的坦率令气氛稍稍变得宽松了。吴鹤声笑得最厉害，一手撑住炕桌，头勾到桌沿下面，脖子越绷越紧，他旁边的陈余忍急忙轻轻拍打他的背，直到大家又看见了他的脸。“怎么可能呢？”吴鹤声尽力忍住笑问。“说来话长。”我答，我没兴趣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煤油灯的捻子越来越小，小火苗乏乏地歪向一边。那些稍稍离开灯光便看不见的小蛾虫，在灯光和阴影间闪出闪进，忽隐忽现，很多虫子一碰火焰立即就焦了，发出咝咝咝的细响。煤油灯四周，黑色的尸体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有些呛鼻的焦糊味儿。小蛾虫的死，让我觉得死是容易的。我的死并不比它们庄重多少，说穿了，我和它们是一样的，死了就死了，没什么了不起。就和它们死了，我没一点感觉一样，我死了，别人也不会有感觉。一个人和他的一点小小的心事，一点看不好的小毛病，对这个没边没沿的世界来说，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坦然地对待死，死并不可怕，死是舒服的，死是温暖的，死是有诱惑力的，是的，是诱惑，是特别明确的诱惑：如果我自杀了，明天早晨顾婷娥知道了，多少会对我有些敬意！她会念叨，杜仲还知道羞耻！杜仲还算是条汉子！这样想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急不可待了，心跳得嗵嗵嗵的，就像大姑娘盼着出嫁一样。我只得克制着自己，才能坐着不动，才能继续和他们说说话。
“杜院长，你得给卫生局反映反映，全世界的麻风院，没有不让穿隔离服的，卫生局要是不管，我们就没法干了。”谭志一直想说话，终于说出来了。我禁不住一笑：“谭大夫，外面的情况，你还不了解吗？”他立即说：“革命革命，造反造反，总得讲一点道理吧，没理寸步难行，有理走遍天下，我就不信，没个讲道理的地方了，我们这些麻风病大夫长年四季待在这鬼都不来的深山老林里，已经够可怜的了，现在连隔离服都不让穿了，让卫生局那些干部来试试看。”我不怀好意地说：“明天你就去卫生局把这些话说给他们。”他答：“别说卫生局，党中央我也敢去！”我没让自己笑出声来，但是，我实在坐不住了，我打算去外面走一走。
我要死的决心没有动摇，我发现自己一出院门，就不由自主地面对韬河方向，面对着父亲所在的方向，就像是在求他谅解，因为，我不光是我自己的，更是父亲母亲的。我从小就意识到我不光是自己的，更是父亲母亲的，更是那个故事的。我为什么总是贪生怕死，就是因为，活着是我的责任，我有责任活着。
父亲，对不起！我多想大声地喊，让远在韬河的父亲听见。我还想，今晚如果和父亲在一起该多好，我估计我会大着胆子嘲笑他几句。我要问他：你现在还认为新的时代有一个足可消化钢铁的肠胃吗？它真的可以把旧时代的一切恩怨都消化掉？你曾经是国民党的骑兵营营长，一个区区骑兵营长，是多大的历史问题，都难以消化！再别说“一切恩怨”了。其实，事实表明，父亲对自己的判断，早就有所怀疑了，要不然他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我打发到“绝对安全”的麻风院呢？有意思的是，父亲又一次失算了，麻风院里也不见得安全，来了一个16岁的红卫兵小将，麻风院里立刻就不平静了。更让人恼怒的是，这家伙是我亲自从火堆里救下来的！
我没处可逃，也没处讲理。
我只有死，只有死！
死之前我愿意在院门口蹲一会儿。
我看见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我20多年的生命，正变成无数的瞬间，从一个奇怪的高空，刷刷刷跌落下来。大概只用了半秒钟，我就看清了自己的一生：
想死（2）
那是一个独自走在街边的男孩，书包在他屁股上一弹一弹。他身上有一个明显的标志，脖子上除了红领巾，还有另一样东西：长命锁。红领巾有意无意地遮住长命锁。街的另一侧是一堆孩子，他们中有人喊他：“喂，长命锁……”
全班就他一个人有长命锁，所以，他的名字从来就不是杜仲，也不是锁柱，而是长命锁，只有老师在上课点名的时候，才会叫他杜仲。他是学习尖子，老师提问时，一般总是先让若干个差学生站起来回答，最后再请他说出最好的答案。不过有一次，算术老师竟然也和学生一样，在课堂上说：“长命锁，你来算算这个题。”
算术老师的语气在他听来，简直是下流的。他就灵机一动，故意弄错了答案。他能感觉到，教室里的空气有多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