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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毕业的小姑娘，工作热情极高而经验极少，才分到队里当内勤，还没正经接触过什么案子，这次大概实在是人手紧张才把她也给派了出来。她倒是很兴奋，连排查这种机械枯燥的工作也做得津津有味，整天抓着我跟她一起加班，累得我的头都快变成两个大了。我们两人整整苦干了三天，工作一无进展。
“能查的都查完了。”我在案情分析会上垂头丧气地汇报，“在警局有记录的失踪人口中，年轻女性一共七个，没有一个条件跟死者相符。明星艺术学校的在校学员无人失踪，毕业学员一千五百六十人，其中一千二百四十七个家在本地，也没有什么发现。剩下的外地学员现在只找到一多半，其余的不是搬了家就是地址不对，找不到，下一步我和苏倩就打算在这些人身上下功夫了。”
听完我的汇报秦队没说什么，可是紧皱的眉头一直没有松开，接着就把目光投向了法医李波。
李波习惯地咳了一声，翻翻手上的验尸报告：“具体的检验结果报告上写得很清楚，内容也很多，我就不重复了。主要的结论是：一、死者年龄大约二十二至二十五岁，血型AB，健康状况一般，患有淋病，无生育史，长期静脉注射麻醉品。二，死者十指指端呈浅勺形凹陷，皮肤角质层明显增厚呈薄茧状，可以推断其生前长期从事键盘打击类工作。从凹陷和角质层增厚的部位在指腹而非指尖的情形来看，估计不是因为打字，而是弹奏键盘乐器形成的。三，死亡时间。从尸体的腐败程度推断，大约是6…7天。但由于前些日子一直多雨，气温变化频繁，这个时间还要缩短一点，死亡日期估计是在22…23日。四，死亡原因。死者身上有多处表层外伤和骨折，但都不足以致死，也没有中毒和窒息的迹象。从伤口的继发感染和骨头断面的生活反应看，死者从受伤到死亡中间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两三天，据我的估计，”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脸色有些沉重，“凶手是故意不立刻致其死命的。死者的声带被割断，无法出声求救，但是在凶手离开后还生存了几天。至于死亡原因，从现场和尸体推断，死者是死于创伤、失血导致的休克，但饥饿和失水是重要的辅助死因。”
李波的发言结束后会议室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大家的脸色都不大好看。法医所使用的那些冷冰冰的专业术语不带丝毫感情色彩，却使一个凶残而冷酷的血淋淋的谋杀场景真实地再现到了我们眼前。尸体和暴力是干我们这一行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被人如此残忍暴虐地折磨致死仍然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震撼。尤其是苏倩，脸色变得异常苍白，紧紧咬着嘴唇，好象生怕自己发出不该发出的声音。她坐在我和李波中间，刚刚李波发言的时候她一直好奇地探头去看验尸报告，大概是看到了勘查和解剖的现场照片，才会使这个从没见过任何现场的女孩露出混合了想要呕吐和强烈不忍的痛苦神情。好奇心太大果然不是好事。想起自己第一次出现场时的遭遇我不禁对她大感同情，于是悄悄地伸手在她后背上轻轻拍了几下以示安慰。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感激的笑容，然后就紧紧地抓住我的左手不肯放开。她的手很凉，大概是给吓坏了。
开会的结果是重新调整了人员分配。更多的人手被抽调到诈骗案那个小组以确保在领导规定的限期之内有所突破，还有几个人去追查一个新冒头的贩毒团伙，这个无名女尸的案子就暂时交给了我。我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独立接下一件案子，不再是跟着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学习实践而是正式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虽然我也知道这只是临时状况，而且这类案子很可能一拖好几个月都找不出一点头绪来，但我还是觉得十分激动，因为这至少意味着在队长心目中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毛手毛脚的菜鸟，而是一个真正的警察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刻给明星艺术学校的韩主任打电话，想到她那里再查一下那些我没找到的毕业学员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照片、体检纪录什么的。韩主任大概是不在，电话响了好多声都没有人接，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对方的话筒突然被拿了起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轻轻地“喂”了一声。听到这个声音我顿时混身一震，绝对的意外和冲击使我手里的话筒掉了下来，在堆满杂物和桌子上弄出一阵稀里哗拉的噪声，乱成一片。
那个声音我只听过一次，但我敢肯定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它所留给我的完美印象，并且绝对有信心能在哪怕是上千人的声音中马上辨认出来。在我手忙脚乱地从桌上抓起话筒的时候一直在心里祈祷他不要挂上电话，也许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他果然没有挂断。虽然听筒里没有任何声音，但是一种奇妙的直觉告诉我他就在电话的那一头，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开口说话。
“请问……韩主任在吗？”我有些结结巴巴地问。
“对不起，她不在。”他的声音还是象上次一样柔和，纯净，语声不高，透出一种教养良好的谦和有礼，听起来非常舒服悦耳。
“她……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能回来？”为了让通话持续下去，我不肯放手地继续追问。
“抱歉，我只是路过，不太清楚。我帮你问一下。”话筒里安静了一会儿，让我等得有些焦燥不安才又传出他的声音，“她去三楼办事，一会儿就回来，你过十几分钟再打吧。”
“等等！等等！”察觉到他有挂上电话的意思，我连忙想也没想地冲口问道，“你是谁？”
他沉默了一下。因为事出仓皇，我的语气有些粗鲁无礼，问题也显得十分突兀，他大概觉得有点吃惊。但他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很有涵养地没有露出一丝好奇或是不快的态度：“我姓萧，是这里的音乐老师。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我有点语塞。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找他，只是出于一种连我自己都不大明白的心理想跟他继续说话，想听到他的声音。可是难道我能这样告诉他吗？他不把我当成神经病才怪。
“这个……我想问一下，那首曲子，那天你弹的那首，叫什么名字？”我的大脑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那首让我沉醉的美妙乐曲。这倒不是纯粹的没话找话，我确实一直对那支曲子念念不忘，在这几天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它经常在我脑海中反复回响，让我极其渴望知道它的名字。
“哪天？你说的是哪一首呢？”他大概把我当成了一名好奇的旁听者，声音里露出一丝释然。
“就是前天，不，是大前天上午，你在琴房里弹的那一首曲子。”我开始搜索枯肠地回忆当时的感受，并用我相当贫乏的词汇努力向他描述出来。他很安静地耐心倾听了很久，不时地轻轻‘嗯’一声表示明白，但当我结束的时候他却叹了口气，用充满歉意的声音告诉我，人对于音乐的感受和领悟是非常私人也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首乐曲对于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心情的人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至少他就不能通过我刚才的描述回想起这是他弹过的哪一段曲子来。
我有点失望，但失望的感受并不强烈，反而混杂着一点隐约的窃喜，因为这样我和他的话题就不能马上结束，至少我还有理由继续跟他谈论那首乐曲。他的脾气显然很好，对于一个陌生人没头没脑的纠缠不休居然没有厌烦，而是极为容忍甚至有点谅解地听我反复讲述当时的情绪和感觉，并认真地询问我印象中那段音乐的旋律和风格，甚至还轻声哼了几小段乐曲让我辨认。
这一段对话大约只持续了十分钟，但在当时似乎有一个小时那么久，甚至比那还要漫长。这是我几天以来最美妙的一段时光，因为辛苦工作和徒劳无功而产生的烦燥心情顿时一扫而空，甚至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起来。这种愉悦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明显地反映到了我的脸上，因为隔壁的朱建军一直在桌子后面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并且对我露出一种暧昧的会心微笑，还时不时地做个加油鼓劲的手势。他一定是以为我在泡女朋友了，这小子！
可惜没过多久韩主任就回来了，我只得恋恋不舍地结束与他的谈话，开始一本正经地商量正事。朱建军一下变得十分疑惑，不明白我怎么能在一个电话里完成追女朋友和查案两件同样重要却风马牛不相及的大事。我一放下电话他就饿虎扑羊般向我冲了过来，一手扼住我的脖子，凶巴巴地小声逼问：“说，是不是有什么新动向了？”
“没，没，”我一边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