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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划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 看戏保存戏单，天长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后来又续补了十年。 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古老传统的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 30年代北平其他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 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最初似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 1932—19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1时许开戏，要演到6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5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出之多。 1935—19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轮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仍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 每份戏单的代价是1至两大枚铜元，后来上涨到1至2分钱法币（当时每1角法币约换大铜元22—23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1—2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戏。 （陈注：30年代的北平，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1分钱约合今人民币3角，1大枚铜元约合今1角多。）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据《申报》副刊广告栏，1896年8月10日的预告消息），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此后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出现了一批放映外国纪录影片的影戏院，从而一些新派人物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愿望。 最早尝试在中国拍电影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任氏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洞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平剧名伶谭容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名角表演的武打、舞蹈和富于表情的戏剧片断。这些无声电影在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时，京城出现了“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据《电影》周刊1938年12月7日第14期的介绍）。 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拍摄故事影片。1913年，上海文化人郑正秋与商人张石川等合组新民影片公司，借用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资金、器材和发行渠道，自行组织当时的新剧演员拍成《难夫难妻》、《老少易妻》、《风流和尚》、《滑稽爱情》等短片（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 1919年，南通张謇、朱庆澜等集资10万圆，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0—1921年间完成了《海誓》、《红粉骷髅》等长故事片的摄制。上述拍片活动虽然以中国人名义进行，但均有外国人或公司参与。 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并具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当自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始。该馆于1918年派人赴美考察电影业。影戏部中拥有摄影棚和全套制片设备，且资金充足，管理制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1922年，新剧界郑正秋、周剑云和一度参与交易所生意的张石川等人决定投资电影事业，筹备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他们欲通过电影来“补家庭教育暨社会教育之不久”以改良社会（参看《影戏杂志》第一卷第3号，1922年5月25日文章），何况“影戏潮流”有利可图。明星影片公司就设在上海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公司职员中不少是交易所倒闭后的求职人员。明星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尚佳的作品，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二八佳人》等。明星公司的成功，使社会上投资开设电影公司者日众。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共有近40家摄制电影的公司，其余挂牌而形同虚设的尚有一百多家。在这40家公司中，以大中华、百合、天一、长城、祚州、民新、联华等公司为佼佼者。拍摄的片种有“黑幕片”、武侠片、古装戏曲片、纪录片等，既有《白芙蓉》、《东方夜谭》、《媚眼侠》、《盘丝洞》之类庸俗低劣之作，也不乏像《天涯歌女》、《胡都春梦》、《难为了妹妹》等佳品。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4）
民国初期电影公司林立，拍片甚多，原因是拍片成本不高，只要影片稍够水准，就不难售出。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一尺，副片2分钱一尺，洗一套拷贝约300银圆。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电影市场以上海为主，片子在上海放映收入即可收回成本的1／2，加上发行到全国和海外的收入，盈利高达一倍以上。民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很呆板，谈不上什么镜头、导演、技巧运用。只要把摄影机架好，镜头对准演戏的演员，固定不动，永远是一个“远景”，直到一盒200尺底片拍完为止。又因为是无声片，不需录音，演员表演时只要动嘴，不必出声，技术很简单。 1926年12月，美国的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各地大电影院纷纷改装设备，放映有声电影。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 1927年，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有一份报告《中国的电影市场》（刊载于美国《贸易信息公报》467期）提供了当时中国电影状况的信息。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目前有一百零六家电影院，共六万八千个座位。它们分布于十八个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而在106家影院里面，上海占26家，也就是四分之一。1920年代最豪华的电影院是奥登（Odeon），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则都是皮套座椅（在上海，好座位总是在包厢里，便宜的在底楼）。” 1930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722期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二角到三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是这样写的：“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奥登亦不过是上海12家有殖民英文名中的一个，其余还有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夏令配克（Olympic，即Embassy）、中央（Palace）、维多利亚（Victoria）、巴黎（Paris）、上海（Isis）、美琪（Majestic），等等。在这些影院，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都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 不过，奥登的豪华魅力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取而代之。大光明于1933年开张，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乌达克（L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