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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罗斯大公国建立后曾经繁荣一时，保持了东斯拉夫文明相对独立的发展。但由于受周边高级文明的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区域封建关系发展起来，这也造成了这些地区产生了各自的国家中心。罗斯大公国最终走向了解体，加之南方波洛韦次突厥人的烧杀抢掠和各封建小公国之间的混战，使东斯拉夫人的力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1236年蒙古军队自1223年后第二次越过乌拉尔河，不费吹灰之力把东斯拉夫人归于账下。整个东北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都俯卧在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的铁蹄之下。破坏杀掠史无前例的蒙古狂飙和随后而来的涸泽而渔的异族统治使罗斯人（此时指的是继承罗斯古称的东斯拉夫人）刚刚积攒起来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全面垮台。不只农业经济遭到了破坏，在古罗斯时代已较发达的手工业也几乎全被摧毁。全东北罗斯上下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痛不欲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老冤家瑞典人本着北欧海盗一贯的趁火打劫作风，伙同其堂兄弟德意志的日耳曼骑士团打着基督教（此处指天主教派，而罗斯人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信奉的是基督教中的东正教派）十字军的旗号从背后插了罗斯人两刀。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用“剑和火迫使斯拉夫人受洗礼”。
到了15世纪，古罗斯土地上的东斯拉夫人形成三大部族，鞑靼—蒙古人统治下的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以及伏尔加河以北即东北罗斯的东斯拉夫各部落，以弗拉基米尔为政治中心，形成了俄罗斯民族；在普里皮亚特河和西德维纳河之间隶属于波兰—立陶宛的那些东斯拉夫部落形成了白俄罗斯民族；大都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下的以基辅为中心的南部罗斯各部落则形成了乌克兰民族。而此时的中国已进入近古的大明皇朝中叶。设想一下，如果当初瑞典军队东征成功，也许现在也不会有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在新兴封建势力统治下的瑞典王国，当然不会像北欧海盗殖民时期他们祖先做的那样，以落后的索贡方式统治所占领的罗斯地区以致最后功败垂成。在新瑞典统治下的东斯拉夫人要么像芬兰人一样，被瑞典封建主们“半同化”；要么像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下的同胞一样，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同在鞑靼—蒙古人统治下的俄罗斯同胞们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普希金曾如此感叹：鞑靼人不同于摩尔人，他们征服了罗斯，但既没有给它带来代数学，也没有给它带来亚里士多德。”蒙古军队不仅毁掉了多数罗斯城市，摧毁了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使罗斯文化蒙受浩劫。许多城市陷落时建筑被毁坏，珍宝被洗劫，藏书被焚毁或失散。基辅、切尔尼科夫等城市的书籍翻译、抄写及制作业几乎不复存在。罗斯文化各个方面陷于数十年的停滞，如书籍制作的规模明显缩小，石结构的建筑到13世纪末才开始恢复，工艺品的生产几乎停顿。蒙古的征服使罗斯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趋势。这个时期的西欧尽管还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束缚之下，但已兴起了一股追求知识和真理、追求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的潮流，各种大学纷纷建立，科学和文化开始取得重要进展。而蒙古奴役下的罗斯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生存。如此一来，罗斯与西方的差距在无形之中被扩大，从而造成了俄罗斯在今后发展道路上的尴尬和曲折。
东方工匠的杰作——莫诺马赫王冠
蒙古入侵期间，俄罗斯的能工巧匠和熟练技工要么死于战乱，要么整批整批地被蒙古人掳掠去当奴隶，以致于俄罗斯各公国普遍出现了人才枯竭。有例为证，1240年左右，基辅的珐琅制品商店就因为缺乏熟练技师纷纷倒闭，制作景泰蓝的技术也一度失传。
莫诺马赫王冠是由东方工艺匠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制作而成，传说它是蒙古金帐汗国的乌兹别克汗赐给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的礼物，由于蒙古人入侵期间，一批著名的俄罗斯珠宝匠被征调去为可汗工作，因此这顶王冠多少保留了俄罗斯传统珠宝工艺的特色。从外形上看，整顶王冠同普通的貂皮帽没什么两样，但它是用黄金材料制成，帽子四周镶嵌着珠宝并用传统的黑貂毛衬里。
在16世纪时，这顶王冠逐渐被人称为莫诺马赫王冠。莫诺马赫源自中世纪早期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名字。当时俄罗斯人认为拜占庭帝国是宇宙的中心，尊称拜占庭的君主为“沙皇”，而认为俄罗斯大公们都是拜占庭沙皇的大臣。弗拉基米尔一世第一个引进拜占庭仪典的东正教作为国教，从而决定了未来俄罗斯的命运和文化发展方向。把王冠命名为莫诺马赫，也正象征着权力从拜占庭帝国到俄罗斯君主的成功过渡。
15世纪和17世纪俄国沙皇登基加冕用的就是这个富丽堂皇的沙皇皇冠。球状权标和权杖是权力的象征。球状权标是一个圆球，顶上有一个高十字架；权杖是一根漂亮的手杖，顶上镶着俄国的国徽双头鹰，它们都是金制的，饰有各种宝石、珐琅。1682年彼得大帝加冕时，就是戴着按照莫诺马赫王冠原型设计的王冠登上沙皇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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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的罗斯
每个王朝都有盛极一时到逐渐衰落的过程，历史的车轮不会就此停滞不前。同历史上许多庞大帝国的命运一样，曾统领草原、叱咤东欧的蒙古也无法摆脱窠臼，力量逐渐衰落。但蒙古统治时期的罗斯仍在困境中挣扎前进。
在14—15世纪，历经劫难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逐渐恢复，不断加强的罗斯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渐实现的国家统一过程以及东北和北部罗斯各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建立，都为罗斯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通过贸易而逐渐恢复和扩大。
前文中曾提到，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有一个城市因为地理原因等客观因素而免于被蹂躏，这个城市就是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是罗斯通往欧洲的门户，是中世纪重要的国际商贸城市，从这里出土的不少西欧和拜占庭的硬币、有色金属、贵重的织物、酒具和橄榄油容器，表明瓦里亚基人的商路促进了它作为大的过境贸易中心的发展。同时，诺夫哥罗德的毛皮、蜂蜜、蜂蜡、亚麻和大麻也闻名于整个欧洲，包括英国。11—12世纪之交，诺夫哥罗德出现了诺夫哥罗德人自己的商业社团“伊凡百家”以及荷兰、德国等外国商行。强大的汉萨同盟即诞生于荷兰与诺夫哥罗德的贸易。13—15世纪是诺夫哥罗德的繁荣时期，城市有万—万人，这在当时已是大城市，可与吕贝克、维也纳和布拉格媲美。15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商人已在争取摆脱汉萨同盟的垄断而与西欧开展直接贸易。
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民主形式的发源地。早在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时期，诺夫哥罗德部落首领的后裔就取得了特别权利和税收优惠，在11世纪末又得到了自治权。出现了韦彻—诺夫哥罗德市民会议。1136年，诺夫哥罗德人第一次事实上实现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选举王公的自由”：韦彻把王公弗谢沃洛德·姆斯基斯拉维奇赶出了城市，从诺夫哥罗德领主中选举行政长官，奠定了共和传统的基础。1169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安德烈·博格留波夫斯基试图让诺夫哥罗德回到传统道路上，但遭到彻底失败。在蒙古征服时期，罗斯土地上只有独立的诺夫哥罗德保留了民主形式并有所发展。
事实上，诺夫哥罗德共和制的治理方式是在14世纪最终形成的。全体自由居民诺夫哥罗德人和所辖各城市的居民都参加韦彻，任何人——王公、地方行政长官或普通诺夫哥罗德人都可以召集韦彻，开会的信号就是韦彻的钟声。韦彻讨论决定诸如选举或罢免官员、选举或邀请王公并与其签订契约、战争与和平等等问题。1416…1423年改革后，地方行政长官机关变成全体领主的机关——韦彻的诺夫哥罗德主人会议。对于这个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经常把它同威尼斯的集中了全部权力的首领会议相提并论。15世纪，诺夫哥罗德统治者的政权有了一些新色彩，大主教事实上成为共和国贵族寡头政治的首脑，世俗权力完全服从于教权。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道路上，民主的诺夫哥罗德无疑是个障碍。而莫斯科的最终胜利结束了这个独具特色的共和国的历史。诺夫哥罗德是古代罗斯教育中心。诺夫哥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