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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好感明显会下降。一是律师要价高；二是服务中拉关系的现象比较严重；三是专业化程度低，远不像电影里律师进行法庭辩论那样精彩。 现在，律师的作用在提高。以前，律师主要进行民事诉讼；现在，律师介入到了司法中更多的层面。律师介入到非诉讼领域，如股份制改造的法律见证书、侦察阶段的当事人权益保护等。但是，在这个作用提高的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扩展过程中，律师服务集中在特别有利可图的业务上。对于大量的民事诉讼，如家庭纠纷、家庭小额遗产以及离婚等等，律师不愿意去做，他们更愿意做上市公司见证和房地产等赚钱的经济案件。第二，虽然法律要求的专业能力在上升，但搞关系现象还是很严重的。律师的工作要求他们跟法官搞好关系。我自己就不太喜欢这一点，所以没有选择做律师。 学习法律最重要的是懂得事前制定合理的规则，事后很好地执行规则。我个人觉得，法律训练是一种规范化的训练。这对孩子教育非常有价值。我不鼓励、也不反对孩子做律师。但我建议更多的人去从事法律研究，尤其鼓励将法律与其他社会领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让人感到忧心的是，在实际的法律职业中如此多地不恰当使用关系，会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工作品质和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返回目录＇
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当医生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医生要经历一条辛苦的路。在我毕业很早就参加工作时，我的一个学医的同学还在学习。他要成为医生必须先从大学毕业，再上4年的医学院，学许多专业课程。然后还有一两年的实习期。到了三十几岁，他还在接受培训。最后，他还要做见习医生。从22岁学习，直到34岁他才可以真正当医生。那个学医的同学现在终于可以当医生了。最后，他也娶了一个医生做妻子。除了明星之外，医生的待遇在社会上也是最高的，比律师还要高得多。医生平均一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美元。这是美国对医生的服务和长时间牺牲时间的报酬。许多医生50岁就可以退休了。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的收入高，还与美国医院收费高有关系。医院的检验非常细致，服务成本很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也涉及医疗保险制度。美国医疗保险水平是世界第一的，费用也是。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从政的多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不多，但是也有。现在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是医生出身。他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对医疗问题很关注，由于不满意原来的议员，于是就决定自己参加竞选。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医疗服务的改革排在中国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前五位以内。在普通大学生喜欢的职业中，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是排在前三名的。医生的声望是很高的，但是大部分医院是国有的，医生都在国有医院工作。这使得医生的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却偏低。这与职业声望反差很大。现在，医院正在进行医疗服务改革。在医疗系统中出现了民营化的尝试，也出现了一些靠医疗服务致富的人。我去过一些医生的家，觉得他们的家都比较普通，但是都比较干净，自己家配备的药比较多。人们普遍认为与医生或者护士组成家庭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可以很好地保障家人的健康。现在，许多人觉得医院服务不好。医院人太多，医护人员态度冷漠，药价高，病人的误诊率也很高。这与医生工作强度大、管理不精细、待遇不高有很大关系。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对教授直呼其名
袁岳（Victor Yuan）： 我印象很深刻的教授有几个。一是本科时南京大学的周元伯教授，他长得很胖，是个有名的律师。他特别关心学生。二是读法律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绪三教授，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早年的博士生。他讲的中文里带有一些日文语法，有点儿让人听不懂。但他记忆力特别好。上课时，他经常会引用说，某某说过的什么话在书的第几页。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三是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教授。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但接触过的普通中国人特别多。他和年轻人一样，永远追求新东西。还有，北大社会学系的袁方教授、王思斌教授、哈佛的Anthony Saich教授等。他们教授我知识，也教我做人，我非常尊敬他们。 普通家长对教授和老师也很尊重。在普通民众尊重的职业中，教授和老师排在前三位，特别是，如果是名校的教授，更会受到尊重。名教授，以前都是理工科的教授最出名，如华罗庚和陈景润等。现在是经济学方面的教授最出名。 教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教授讲一小时，收入2万元，有的每个月才挣1 000元。教授的平均收入在社会上属中等偏上。如果教授善于运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则很容易跨入高收入者行列。在北京市地税局监控的高收入人群中，有一个群体就是教授。 在中国大学中，师生关系较美国更密切。在美国大学里，师生之间有点儿工作层面的关系，私人之间不是特别亲密。但是中国的教授会把学生看作孩子，邀请去家里吃饭。有时会严厉地批评，就像批评晚辈一样。“一朝为师，终生为父”。中国的师生关系是生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紧密型社会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想到的第一个教授是教我中文的教授，姓余。她是我读乔治城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教授。在她身上反映了你所说的中国那种紧密的师生关系。除了上课，她还会格外关心你的学习情况。那时，我从头开始学习中文，她特别耐心地强调四声和文法。如果你出错了，她会让你重复，直到你说对为止，非常耐心。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家里，问你有没有做完功课。第二个教授是我读研究生时的Barbara Jordan教授。她在得州大学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讲公共伦理课。她来自休斯顿，曾任国会众议员三个任期。她被认为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最有道德权威、最正直的政治家之一。这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的。她教我为美国人民服务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应该是什么精神。做一个教授，社会地位很高，但收入属于中等。一般年收入是30 000～50 000美元的水平。美国的师生关系一般是非正式的、非密切的。中国学生会很尊重地称呼“王教授”、“张教授”。但在美国，学生经常直呼教授的名字，特别是到了研究生阶段。 袁岳（Victor Yuan）： 是的，在哈佛时，对Anthony Saich教授，我们就叫他Tony。龚祥瑞教授受过很好的英国教育，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前面称呼是“袁岳兄”，落款是“祥瑞”。我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我离开学校后，还与教授保持联系。有时我尊称他们为“某教授”。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客气，还是应该叫我的名字。”在美国，教授和学生之间更像同事，而且他们欢迎学生提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只要这个学生能用事实和逻辑支持自己的论点就可以，而不在于结果的对错。这种灵活、非正式的关系是美国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的父母孩子都不会想到成为公务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公务员要通过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每年都有，定期举行，有笔试、口试和面试。考取之后就可以去政府工作了。我是外交官。要想成为外交官必须通过另外的考试。 公务员和部门的上一层领导有区别。比如，考取公务员就不会失去这个工作。公务员的工作比较稳定，上层领导的稳定性不如公务员。因为他们是总统任命的。总统换了，就会换高层领导。但是公务员还是为下一任总统服务，他们不是为总统本身服务。 公务员的工作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很受尊敬，但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尊重。中国尊重官员从清代、明代以前很早就有了。但美国人对公务员的态度是，“你也帮不了我，也害不了我”，所以不会特别尊重他们。公务员的年收入为20 000美元～100 000美元。社会地位是中等的。一般来说，美国的父母和孩子都不会想到成为公务员。这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