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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应该利用这个正在萌发的利益点，显示出其在州、联邦和国际舞台上的领导风范。为此，他必须超越两党政治，因为两党政治往往误导了美国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对话，使美国国内政策蒙上阴影。
首先，奥巴马总统需要担当总教导员的角色。他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为什么美国人必须人人负责，为什么我们必须承担且要尽量减少过渡时期对某些产业和产业群体产生的成本。在国家层面，美国必须转变在单一能源依赖模式下界定能源与气候挑战的做法。对石油和玉米燃料乙醇的依赖可能会使美国能源来源多样化，但是却无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且玉米燃料乙醇还会加剧国际粮食短缺的状况。50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但是保护地球的任务也同样重要，且刻不容缓。如果全球排放不在2015年达到峰值，那么我们规避灾难性后果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小，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妄言。
抑制气候变化（10）
其次，政府必须推动联邦、州和市的立法，推动私营部门的可用技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提高整体经济的能效。例如，在美国南部，新型太阳能的边际成本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可以与汽油和煤炭投资的边际成本竞争，但是目前的电网系统排除了新型能源参与竞争的可能。如果实行政策创新，将新型投资从各市的电网区分开来，那么就会立刻提高太阳能投资的积极性，并且从长远看，规模经济会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的成本竞争力。建立国家建筑标准、投资智能电网建设，这些也都可以作为政策手段，利用现有技术减少排放，降低对矿物燃料的依赖，创造“环保型”就业岗位。
第三，奥巴马总统需要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培育共识，激发技术创新和必要的投资，以使地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繁荣。由于没能制定有信誉的国内政策，美国影响国际政策的能力已经受损，并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环境和安全利益。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自贬身价，把自己变成了气候变化影响的“承受者”，而不是政策的“推动者”，未能推动形成国际共识，以阻止气候变化、保护能源安全。美国必须建立完备的国内政策基础，推动围绕相关目标形成共识，并且得到更广泛的美国民众的支持。美国必须建立法规性的激励机制，加大对可利用技术的投资，节约能源资源，并创造新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实行碳定价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和根本手段。
建立更加强有力的多边架构
新的气候变化国际框架必须具备两个特点：首先，要具有联合国谈判性论坛的包容性；其次，要将世界上的排放大国都纳入进来，使它们能够积极参与。该框架必须针对私营部门建立激励机制，刺激投资和创新；必须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制度化，吸收它们的意见、维持审查权利、制造守法压力。
负责任主权原则——如果主权行为产生了跨越国界、超越时间的影响，那么主权国家需要对此负责——与联合国和大国谈判有效结合起来，通过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建议的16国集团架构，就能共同发挥作用，制定措施，规避日益逼近的气候危机。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排放水平和技术能力，任何解决方案必须都将美国包括在内。欧洲已经在尽最大的努力创建地区气候机制，它也必须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建立目标，推动国际社会根据日益紧迫的科学现实采取政策行动。日本的能效技术非常发达，可以作为具体合作的基础。新兴经济体必须要有信心，即便是在抑制排放的国际框架内达成的相关协议也会允许它们的经济继续增长。在此过程中，必须将世界上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最贫困的国家纳入进来，还要给16亿没有用上电的人输送电力。就实质内容和过程而言，这都将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支持下阻止全球变暖。该协议应该将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包括进来，理想的情况是包括所有192个《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并以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发现为依据。该协议的缔约方将承诺，保证到2050年地球温度相对于前工业时期的水平上升不超过℃，到2015年全球年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全球减少二氧化碳当量排放50％—85％。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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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上述目标，协议必须包括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轨道：（1）“投资轨道”，建立激励机制和手段，推动各国节能、开发利用新技术、保护雨林，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2）“控制轨道”，制定目标、时间表、政策框架和责任措施以控制排放。因为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协议必须具有适应性，每年必须进行正式评估，依据科学证据提高或降低行动目标。还必须对非政府组织发出明确号召，请它们参与评估，并发挥监督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发出了号召，呼吁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之前达成京都框架的后续协议。我们对此目标持有保留的支持态度。《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责任期将于2012年截止。如果在2009年达成一份协议，那么各国有时间执行批准程序，并使之在《京都议定书》终止之时生效。谈判安排已经制定下来了，争取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做出一份草案。但是，直到2009年美国新政府和国会才能在气候和能源战略上形成国内共识、强化国内选民的支持，理想的话还能通过支持性的立法，使美国的谈判立场具有权威性。如果美国对一项国际战略保持沉默，中国就不会对之做出承诺。即便《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出台了国家行动草案，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的支持和参与，那也不过只是公开的立场宣示而已，没有行动效力。并且，我们在此列出了至少五个国家集团，它们的国家议程大不相同。要让每一个国家做出承诺采取相关政策是很困难的，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使之难上加难，很多人认为在全球衰退的环境下这些政策会抑制增长。
理想的情况是，在2009年12月大会之前，新国际协议的两个轨道——投资和控制——都能建立起来。如果不能同时建立，那么应该分开来平行发展，投资轨道在2009年12月基本建成；进行临时性控制需要通过一些关键原则，这些原则还必须转变成约束性措施。投资协议是可以达成的，并且会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渴望获得技术和资源，以及其他一些控制排放的刺激措施。要想建成控制轨道就要困难得多，关键国家在政治和政策立场上都相去甚远。如果分阶段建设这两个轨道，那么哥本哈根会议可以通过碳定价原则，推动节能和创新，并加强16国集团气候小组的权威性，使之能制定限制排放的倡议并带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中，目的是以2010年底为目标，尽早签订具有约束性的协议。
分阶段建立协议框架可以将科学现实和国际政治结合起来。首先，要同意改变投资模式和高峰排放。其次，需要在各方中保持哥本哈根势头，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只能协商一致，没有其他出路。最好使各方表现出团结，保持承诺争取更好的结果，而不是像2008年7月破裂的多哈贸易回合一样留下政策和程序上的空白。第三，各方不要为了达成协议就急于追求实际上毫无效力的结果。不好的结果不会有成效，议会可能不会批准，而且还会因为妥协的希望显得渺茫而彻底粉粹达成妥协的希望，使未来的谈判更加艰难。最好是为讨价还价留下一些空间，以便在各国具备更强的政治意愿的时候，并且或许是在有更多技术选择的时候，制定更有效力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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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达成协议，并将之送上建设性的轨道，必须要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6国集团这两个行为体的角色界定清楚。
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国际安全和官僚政治复杂交错，因此需要有一个论坛，使所有行为体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要求，获得明确的解答。《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必须提供这样一个论坛，维持与其他主要行为体之间的网络关系，尤其是气候变化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和粮农组织。尽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能力有限，但是它有192个国家的授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