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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在当今时代，没有一个美国政府，在涉及保护美国人民的问题上会施行自我约束。他们认为，即便是克林顿总统也坚持认为“可能时采取多边主义，必要时采取单边主义”。我们理解，所有的国家元首，无论他们代表什么类型的国家，都需要在危机状态下自主采取行动的自由，都需要在单独行动成为保护国民安全唯一手段的时候采取单边主义。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明示的原则（成员国的自卫原则）。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国际领导地位意味着美国必须做出四种基本承诺：第一，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第二，提供资源，鼓励其他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并参与其活动；第三，努力寻求外交手段化解危机；第四，建立健康有效的国际制度，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美国单独行动的可能。
国际上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现在许多国家不会再相信美国，不会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无论谁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无论美国发表什么声明，甚至无论美国出台什么新的政策，都将会是如此。还有些人会说，其他国家也会采取单边行动，或是组成新的联盟抗衡美国权力。毫无疑问，有的国家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我们认为现在的事实是，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仍然认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是有其内在价值的，仍然承认美国权力是维护国际秩序不可替代的资源。进而，这些国家仍然愿意建设性地参与美国领导（但不是美国统治）的国际体系。
美国对外政策发生巨大变化是完全可能的，其他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有能力对这种变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们对美国重返国际组织的反应有助于美国持之以恒地坚持多边主义，因为这不仅可以促成实实在在的结果，还可以使美国人民确信，美国的全球参与是受人称赞的行为。为此，美国新总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将新兴大国纳入一个新的国际构架之中，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影响力，以及与之相符的更大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在下一章里要讨论的内容。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1）
要建立基于负责任主权的国际秩序，首先需要美国实行新的外交政策。新的政策应该寻求合作以减少跨国威胁，加大对国际制度建设的投入以支持合作，并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赞成国际社会的法治，因为这是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最佳保证。除此之外，它还要求新的美国领导风格。这种新的风格应该建立在磋商、倾听和向更多参与国开放的基础上，而长期以来美国对此一直采取忽视的态度。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美国的力量已经不再强大到依靠自己就能重建国际秩序了。因此，建设国际秩序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在美国和其他大国，如法国、德国、英国、日本，以及像中国、巴西、南非这样的新兴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合作。
为什么要确定实现在这些国家间制度化合作的目标呢？因为制度不仅仅是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们还是秩序的基础所在。它们既是基本政策的反映，反过来也塑造政策的形成。如果设计得有效，制度不仅可以促进各国认清共同利益，为共同利益而行动，还可以在这些行动中形成合作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防止大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
在影响其安全与繁荣的谈判和决策进程中，美国的盟友和新兴国家对于缺少它们的参与，表达了强烈的挫折感。它们的议程包括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和八国集团、改革国际贸易、金融和发展结构等事宜。尽管这些问题充满了冲突和潜在的问题，但是就这些问题推延不决的时间越长，现阶段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和制度内权力分布之间的裂痕就会越大，从而带来更大的挫折和不满。
今天，美国或其他大国如果想发展新的安全制度，能够采用的方式往往难以令人满意。联合国安理会有时奏效，但大多数时候因为常任理事国缺少一致而受阻。通常的情况是，等到危机引起关注的时候，在成员国中间达成共识已经为时过晚。而且，也没有任何保证，使得所有大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参与其中，因为日本、巴西、印度和南非都不是常任理事国。确实，安理会代表性不足，这已经削弱了它的合法性。另外，联合国大会拥有合法性，但是其成员国资格的普遍性又削弱了它的有效性。当然，美国和其他大国可以转而求助于非正式机制，但是，这些非正式机制往往缺乏作为长期解决办法的结构性、预测性与合法性。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在本章论述的，从扩大安理会着手是个错误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改革安理会都是困难的。在扩大问题上纠缠，会将注意力从寻求解决紧迫的跨国问题上转移开来。另外，在新成员之间还没有就今天的威胁形成共同的认知和理解的情况下，扩大安理会有可能使其更有效，同样也有可能使其瘫痪。
然而，我们可以塑造大国之间合作的模式。那种帮助它们认识共同利益、形成共同理解并建立信任的机制，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解散目前的八国集团，创建一个新的16国集团，也就是在八国之外，加上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墨西哥［所谓的“扩展五国”（Outreach Five）］，再加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来自非洲的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可能是埃及或者尼日利亚）。这样，可以为主要大国和新兴国家创立一个建构共同利益、携手解决跨国威胁的机制。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2）
最近的许多改革举措不是失之不足就是停滞不前，值此之时，很容易对制度创新产生悲观情绪。2004—2005年联合国改革努力的成果，带来了普遍的失望，随后是联合国*理事会的糟糕表现，还有联合国和平重建委员会的缓慢启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一直步履蹒跚。但是，更好地理解权力与制度有效性的关系，深入探究冷战后制度创新历程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将给予我们不同的启示。冷战结束以来，制度创新，包括在安全领域的创新，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但是，这种创新缺乏事先谋划，是由危机推动的，制度能力也不足，面临越来越多协调上的困难。2
制度创新的九条经验
“二战”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是制度建立和创新的不平凡时期。美国两位著名政治家在国际制度在未来的功效问题上给他们同期的决策者敲响了警钟。迪安·艾奇逊警告说，赋予国际组织以巨大的责任，而又没有政府参与其中，为这些组织注入权力，这是非常愚蠢的。在艾奇逊看来，这恰是一剂会导致不稳定的处方。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则预见到一个巨大挑战，这个挑战至今仍有影响：
国际政治生活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其本质是变化的。规范国际生活并能够在长时间里发挥效应的体系，只能是那些具有足够灵活性、能够随着相关国家利益和权力的不断变化而进行自我调节的
体系。3
在一个权力分散、需要国际制度以加强合作应对跨国威胁的时代，他们预言式的告诫显得更加正确。
运用他们的远见卓识，考察冷战后的制度创新与改革，我们得出了关于设计有效制度应对当前挑战的九条经验：
第一，美国的赞同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尽管美国不能规定制度创新或改革的进程，但是它可以阻断几乎任何事情，美国的地位因此是至关重要的。有的时候，其他力量也可以领导，就像澳大利亚在制定《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以及英国在应对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那样。但是，至少美国必须支持这样的行动，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领域，美国也必须展示其领导能力，尽管有的时候这种领导可以在幕后进行。
第二，主要大国之间的基本一致也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制度创新上，最近的一次惨败是2006年建立的联合国*理事会，它取代了联合国*委员会。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在拟议中的新理事会的构成及其活动上，产生了很大分歧。各方对最后的妥协方案都不满意，其能否推进*也值得怀疑。这个经历清醒地提示人们，在大国没有就目标与行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新的国际制度难以奏效。
然而，下面的